何梦笔：市场不是政府管制的工具

　　在研究中国问题的国外制度经济学家中，现年52岁的何梦笔（Carsten Herrmann-Pillath）教授有其独特视角，他喜欢把文化因素注入经济现象，阐释中国传统文化基因如何影响经济制度。
 
　　何梦笔有古汉语硕士学位，对中国问题非常感兴趣。现执教于德国法兰克福财经管理大学，任该校东西方文商研究中心主任。31岁时，何梦笔就成为德国杜伊斯堡大学东亚经济研究所的国民经济学教授。他是中国知名制度经济学者冯兴元教授在德国的导师。
 
　　6月14日，远在法兰克福的何梦笔接受了财新记者的网络视频采访。我们的话题从“仇富心理”开始，谈到了中国现行经济体制的弊病、腐败、收入分配制度以及中德经济制度的一些深层差异等。
 
　　中国政府高层已多次表态，称要在今年内出台一个较为完善的收入分配政策。按照何梦笔教授的说法，中国需要建立一种“公平的制度框架”，以使财富分配、社会福利以及市场资源配置等达到更大程度的平衡。
 
　　谈到中国市场经济特征时，何梦笔认为，在中国，“市场竞争”只是政府管制的工具，而非作为一项真正的市场原则加以推行，因此导致诸多领域的扭曲发展。
 
　　与其以往对中国问题的观点相比，何梦笔教授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的言辞，明显更具批判性，但其观点总体上保持了中肯和审慎乐观。
 
构建公正的制度框架
 
　　仇富心理和制度框架本身的正当性有关，它反映了制度和规则的弊端
 
　　财新记者：“仇富”是一个很具争议的话题，它显然与中国的贫富悬殊有直接关系。仇富情绪不利于社会长期进步，如果这种情绪被一些人利用，可能会侵犯很多人的合法财产，因此会打击人们创造财富的积极性。你怎样看中国社会的仇富心理？
 
　　何梦笔：仇富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仇视富人也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仇富心理和制度框架本身的正当性有关，它反映了制度和规则后面的一些弊端，如果规则不公正，很多人就开始担心其会带来现实中实质的不平等，所以就反感他人获得财富，对一些富人产生仇视心理。尽管人们创造财富的行为富有价值，但是不公正的制度框架，也会让财富在仇富情绪中被摧毁。
 
　　规则需要公正，如果大家观察到或者感受到规则的不公正，就会产生仇视情绪。如果社会成员之间被观察到存在不公平、不公正的互动，就像公权和私权相互勾结，就会产生大量的寻租行为和钱权交易，如果这个问题比较严重，就说明现行规则和制度框架是不健全的。这种情况在美国和德国的历史上也能看到。有时，私权过于强大，在某些方面就会形成不健康的强势权力，使掌权者可以肆无忌惮地做任何事情，此时，就需要一种良好和明确的监督机制，比如美国反托拉斯局、德国卡特尔局。因此，规则既要限制公权，也要限制私权，这一点非常重要。
 
　　财新记者：伴随着中国经济增长而来的，还有腐败。腐败激起的民愤，让仇富、仇官等情绪表现得淋漓尽致。当然，腐败在任何体制下都难以避免，有些人据此呼吁中国公众要在一定程度上容忍腐败。你对这种观点怎么看？
 
　　何梦笔：腐败现象的多寡、严重程度，是和制度框架提供的可腐化空间和机会相联系的。在制度框架中，如果分权制衡不足，腐败就严重；反过来说，如果制度框架比较健全，分权制衡严密，腐败现象就会减少。新加坡建国以来，是腐败现象最少的国家之一，这和它的制度框架比较健全有直接关系；还有中国香港，最初那里腐败比较严重，因为缺乏相应的制度约束，但是到后来，成立了廉政公署，这个机构的独立性非常高，推行了一套很严厉的反腐败制度，以及约束和实施机制，所以香港也变成了非常清廉的地方。
 
　　中国内地腐败比较严重，但相信不久的将来会变得好起来。腐败是人的天性的组成部分，也是人性的弱点。人总是有自利倾向的，这可能成为道德上的薄弱环节，通过制度建设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克服这种人性弱点。许多国家通过制度框架的重新塑造，克服了腐败，实际上中国也是能做到的，但不能拿人的天性来说事，而是要进行制度改革。
 
　　赶超战略扭曲收入分配
 
　　经济增长主要依靠高投资率，是非常老套的凯恩斯主义想法
 
　　财新记者：按你的观点，规则和制度不合理，可能导致公权及私权的力量膨胀。在中国，贫富差距所导致的矛盾非常突出和严重。因此，我们现在正着手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以求降低由此带来的社会以及经济风险，你长期关注中国问题，对此有何评价？
 
　　何梦笔：毫无疑问，1949年以来，在资本积累和投资问题上，中国有一个政策上的连续性，即无论是改革开放之前还是改革开放之后，都相当重视资本积累，而相对于其他很多国家来说，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偏低程度比较大。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都是在推行赶超战略，整个过程都是在重视资本积累。改革开放前，政府推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开放后，政府主导和统制经济发展，压挤农业剩余，将农业剩余转移到工业。目前大量农地仍被低价甚至无偿征收，其中一大部分土地又低价甚至无偿转让给工业企业，就是例证。
 
　　仅仅重视资本积累，导致中国出现很高的投资率，也使得劳动者和资本家之间形成非常扭曲的收入分配关系，导致劳动者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相当低。我认为，是中国长期的、持续性的赶超战略影响到了收入分配。这一点，在上世纪50年代，中国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就已经注意到了，提出要在消费、积累两者之间找到一种平衡。
 
　　反观今天，有一个事实不容质疑，那就是中国经济增长靠出口。出口的确很重要，这是中国经济的推动力，但是出口背后是投资与消费的失衡。事实上，经济增长主要依靠高的投资率，这是非常老套的凯恩斯主义想法。现在，中国需要增加能带动消费的劳动者收入，增长已经不仅仅是投资的问题，强有力的有效内需已经成为中国发展的关键所在。中国要转向更加平衡的增长方式。这显然涉及财富和收入分配之间的平衡，也就是消费与积累之间的平衡。就目前的情况看，就是劳动者要获得比以前更大的收入份额。
 
　　财新记者：在分析收入分配现状的时候，中国的许多学者都把资源配置不均，归结为财富分配失衡的一个重要原因，并认为国有部门凭借政府力量的支撑，在本就扭曲的市场环境中强势扩张，挤占了私人部门的生存空间，削弱了其消费和投资能力，你对此怎么看？
 
　　何梦笔：中国现在增长方式中的高投资，的确主要依赖公共部门，国有企业、地方政府负债等等都在其中发挥了非常强大的作用。短期看，可以发现这种方式的一些好处，但是这种增长方式是不平衡的，是不可持续的。当务之急，是让私人部门自己来实现消费和投资，而不该由公共部门来主导。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大家对这个问题看得更清楚了，中国政府依赖公共部门的扩张与投资来维持经济增长的方式是有问题的。
 
竞争是市场原则而非政府工具
 
　　市场经济应通过竞争手段而不是垄断或者特权取胜
 
　　财新记者：中国也有很多经济学者也认为，过度依赖国有部门，与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原则相悖，因此必须彻底改革，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们面临的很多长期性问题。就目前来看，虽然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超过德国和日本并成为世界第二，但是从制度建设上讲，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果在中德之间进行对比，你认为两国市场路径有哪些异同？
 
　　何梦笔：中国与德国的市场经济发展之路，显然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但有一个相同之处，就是德国市场经济是在终结了战时的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当时的战时经济相当于准计划经济，而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是从结束计划经济开始的。
 
　　之后，德国强调市场经济的效率与社会平衡两者的结合，经济学家们创制了一种社会市场经济。其最核心要素，是经济中要有竞争。竞争会带来两个好处，第一是绩效竞争，第二就是通过竞争手段而不是垄断或者特权取胜，谁赢了，其他人要服输。竞争使得经济更加公平，因为竞争是开放的。
 
　　市场竞争作为一套基本的制度，是被德国社会市场经济肯定了的。在中国，令人欣慰的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以后，市场方式被承认是更好的经济建设途径。但还是有点遗憾，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中国的市场经济似乎还停留在非常原始的市场意识中，特别是把市场竞争作为政府的管制工具来使用，其价值没有渗透进基本制度。同样一种资源分配，在这个领域用市场方式运作，但在另一个领域则不行，要让政府来做。这样的话，不是将市场竞争作为一种原则来用的，而仅仅是政府管制的工具；在德国，政府维持市场绩效竞争秩序，是最根本的一项原则。
 
　　到现在为止，中国还是高积累率、高投资率，背后是政府在起支撑作用。德国与此完全不同。联邦德国从建立社会市场经济开始到现在，它的投资率或者积累率都是依赖于私人部门而不是政府。德国建国以来，基本上不搞国有企业。中国改革之初，有大量国有企业，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到现在，还有“国进民退”的现象出现。当然，在中国也有一些积极的信号，比如温州的投资率一度远远低于全国水平，而那些时候，正是温州经济突飞猛进的时期。
 
　　福利制度也要体现竞争原则
 
　　福利政策调整的核心是如何把社会保障与劳动力市场政策相结合
 
　　财新记者：与中国经济多年高速增长并不协调的，是中国面临的民生困境。近些年来，中国有些学者希望借鉴欧洲国家的福利主义模式，建设福利型国家，以使民众能享受高增长带来的发展成果，但是另一部分经济学家认为，高福利不适合中国国情。而德国是典型的高福利国家，若按照中国一些学者的说法，德国的高福利已经难以维持。你的观察如何呢？是不是真是如此？
 
　　何梦笔：我觉得很多人是误解了。他们认为福利国家是一种成型的模式，这可能只存在于上世纪70年代主导西欧的福利国家模式中，现在看来，这个福利国家模式实际上已经过时了，早已成为一个历史概念。如今，西欧国家，比如说德国，还有北欧，他们对此做出了很多调整，调整的核心就是如何把社会保障与劳动力市场政策相结合。
 
　　在原来的福利国家模式里面，劳动力市场刚性比较大，社会保障程度比较高。那么现在，这些国家一方面引入了很强的竞争机制，同时也在不断实施改革劳动力市场的政策，使得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增强。上世纪70年代的福利国家，必要时也可以解雇劳动力。
 
　　向往和保有社会保障不是症结的所在。今天的社会与以往不同，全球资本流动这么大，况且在金融危机背景下，每一个劳动者都希望看到社会保障有一定程度的稳定性，这是一种很正常的需要。但是，这不意味着你需要依赖缺乏灵活性的经济制度。因此，福利国家的政策调整，既要体现竞争原则，又要实现劳动力市场的灵活化。
 
　　财新记者：持续了很长时间的欧债危机，暴露了一些国家政府财政捉襟见肘的尴尬境况，这可能也在警示福利制度变革的紧迫性。
 
　　何梦笔：的确可以这样说。欧洲最近出现财政危机，欧元区如何持续下去，这跟不同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与社会保障制度的搭配有关系。北欧国家与欧洲的南方国家如葡萄牙、希腊、西班牙、意大利等不一样，北欧国家已经进行了福利制度的调整，而南方国家，它们的劳动力市场刚性化非常严重，没法调整代际僵化的劳动力市场。这实际上也影响到欧元的前景。欧元危机的背后是财政危机、债务危机，也是南欧国家劳动力市场与社会保障制度的危机，这些国家的福利制度不代表未来的走势。
 
　　（实习记者谢侃侃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