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斌：启航贸易转型

    中国加入WTO是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上的里程碑，它既表明中国经济发展与市场化改革的成果为国际社会所认可，也标志着国际通行的经贸规则与法治在中国市场的确立与发展。金融危机后，贸易转型又成为中国开放新阶段的核心议程之一，它主要包括贸易模式转型与贸易政策转型两个方面。
　　贸易模式转型
　　自2001年加入WTO以来，中国对外贸易经历了高速增长，使中国经济的开放程度进一步提高，并跃升为全球贸易的第一大国。但它同时也无法掩盖在中国贸易增长中形成的依靠数量扩张、价格竞争、高中间品进口投入、低技术附加创造、外资加工与生产支撑以及贸易条件恶化的特征。
　　归根溯源，它们反映了中国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即高储蓄率支持下的资本密集型、工业主导、出口驱动的外向型经济。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充分暴露了这种模式的弊端，中国开放发展战略迫切需要向一种内外需协调、进出口平衡与可持续发展友好型的新模式转变。
　　贸易模式转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在国内各部门与地方也并非有统一的认识，所以必须深刻理解传统贸易模式难以维系的必然性。
　　首先，根据日韩等国家的历史经验，随着投资回报率的递减，一个国家可占据的世界市场份额将变得越来越有限，预测分析表明国际需求难以支撑未来中国的出口扩张，除非价格水平有较大的下降。
　　其次，经济复苏乏力、主权债务危机和财政纪律整饬已经使美国和欧盟充当全球市场“最后需求者”的角色有所淡化，造成传统外部需求对中国商品供给的消化能力减弱，而同时各国为走出危机都加大了出口振兴的政策力度，从而使出口竞争变得更为激烈。
　　第三，由于出口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其能耗水平比单位GDP的能耗水平更高，出口的过快增长将使国内的资源与环境负荷难以承受。最后，贸易巨额顺差意味着国内净储蓄与资源的输出，它表明居民消费被严重抑制而不能吸收产出，中国许多高质和优质的产品都销往海外市场，国民福利的增长与经济增长不相匹配。
　　贸易政策转型
　　加入WTO后中国贸易政策的演变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01年－2005年），全面与切实履行入世承诺，有力推进了规则导向的经济市场化与贸易自由化，使经贸法律法规体系与政策管理的透明度显著提高；第二阶段（2006年－2008年），为促进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变，以及减少对外贸易盈余所带来的国际压力，对贸易政策进行一定的调整，主要表现为对部分出口的限制；第三阶段（2008年－2012年），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采取稳定外需、逐步纠正对外失衡的贸易政策。
　　这期间，中国贸易政策的主要变化趋势与特点表现为以下六点：第一，入世后的五年内遵照WTO协定与承诺有力而有序地实施贸易自由化改革，但2005年后其步伐有所放缓，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对于深化开放的政策争论与利益集团（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的政治压力；第二，在总体上推进贸易自由化的同时，贸易救济（反倾销、反补贴与保障措施）、危机触发的临时保护措施以及补贴有所加强；第三，在进口贸易自由化较顺利推进的同时，出口限制与壁垒自2006年以来却不断增加，从而引发了一些贸易争端（比如焦炭、稀土、钨精矿等）；第四，中国与贸易伙伴国之间的贸易争端与摩擦不断加剧（特别表现在WTO争端解决案件方面），暴露出中国在贸易政策制定与执行方面存在的问题；第五，在贸易边界壁垒（比如关税、配额及许可证等）逐步得到削减的同时，国内深层的结构性问题（即所谓“第二代贸易政策”议题，比如投资、竞争政策、政府采购、环境、劳工标准、管制改革等）日益突出，然而它们不但尚未真正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而且缺乏跨政府部门之间的立法与决策的协调统一；第六，在成为多边贸易体制的积极参与者的同时，中国还积极寻求建立和双边自由贸易协定（FTAs），“两条腿走路”是中国21世纪对外贸易政策的一个重要变化。
　　经过入世十多年的努力，中国已经基本建立起一个全面、透明、非歧视和WTO规则导向的贸易体制，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与贸易扭曲大为减少，“贸易中性”在逐步增强。未来的贸易政策转型应该继续这种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与势头，同时能够克服局部利益障碍与部门协调割裂，在关键政策领域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我们通过研究提出了一个新的中国贸易政策体系的框架，并以此为基础提出制定未来中国开放新阶段的政策议程建议。
　　这个政策体系框架基于一个包含企业、产业、区域和国际生产体系四个维度在内的“钻石模型”（如图），它以实现贸易模式转变、提升贸易竞争力为最终目标，以提高企业生产率、降低贸易成本、促进生产集聚和融入国际生产体系为中间目标，通过相关政策措施的相互配合与支撑，最终实现中国国际竞争力的可持续发展。
　　其中，贸易政策的重心应从“第一代贸易政策”（如关税、许可证等）转向“第二代贸易政策”（如投资、竞争政策、贸易便利化、放松管制、环境等）；外商投资政策的重心应从“激励措施”（如税收、土地等）转向“商业便利措施”（包括经济法治、反垄断、反商业贿赂等）；地方与区域发展政策的重心应从“要素和市场竞争”（如工资、价格、市场规模与潜力等）转向“资产与商业环境竞争”（如市场一体化、供应链整合、生产与服务网络等）。
　　作者为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