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被公认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但每个中国人都知道,中国存在严重的社会问题。我将讨论其中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并提出纠正建议。
这个严重的问题是：许多中国人不守秩序。我最早发现这个问题，是1980年在中山大学，当时我需要在邮局发一份电报。我的主人是我的一位老同学，中山大学的教授，他建议他替我发，但我坚持自己去。在邮局里，人们没有排队，都挤在服务窗口前。我想要交出我的电报简直不可能。最后我同意让我朋友替我去。他能挤到人群前面并成功发出电报。
我的另一次经验是2007年在济南火车站等候去北京的火车的时候。人们一听到广播说要开始检票了，就蜂拥至检票口，虽然人人手中都有车票。
对中国读者没必要多谈这个问题，但我还是要讲讲在上海机场的最后一个例子。我刚于今年11月乘坐美国大陆航空公司的直达航班从上海返回普林斯顿。广播说座位号在20至30之前的乘客现在可以开始登机了，但许多座位号高于30的其他乘客挤在队伍前面，不让正确座位号的乘客通过。在乘客进入飞机后，他们也不遵守秩序，并在放行李的时候用胳膊肘把别人挤到一边。这让美国空姐很难办，甚至表现不出热情友好的态度了。
我提到的问题是众所周知的。文化习惯很难改变。上世纪30到40年代我在中国长大，当时社会行为表现比现在好。在上世纪50年代早期，甚至还在一定程度上有改善。这种坏习惯是在物质匮乏的时期养成的，经济发展后又养成了自由竞争的习惯。我理解，在短时间内完全改变社会习惯是很困难，但通过一定策略，把更多资源用到改变习惯上来，是有可能的。我想建议如下步骤，供考虑：
步骤1：应制定一项新的法律，使得在邮局、火车站、机场和公园等公共场合不守秩序的行为是不合法的，并接受严厉的惩罚。所有人都必须排队接受服务。挤在服务地点前或者插队是违法行为。
步骤2：警察或其他执法人员应派驻在重要的火车站和机场等违法行为很可能发生的“战略位置”。在每个地点都要有足够的执法人员来执行这个法律。如果预算不足，选择少量的“战略位置”，保证每个地点的执法人员数量是充足的。
步骤3：如果执法人员不能履行职责，任何公民可以向指定部门报告并得到奖励。同时也鼓励媒体报道违法行为并给予奖励。
步骤4：从省至市至县的每级政府都应每年向上级政府报告执行这个法律的改进情况。报告应在媒体上公开发表来保证其准确性。陈述其辖区内有明显进步的政府官员应得到奖励。奖励的性质（包括升职或奖金）由上级政府官员决定，但奖励本身和对应的事迹说明应向公众正式宣布，这样人民和媒体可以判断所陈述的进步是否真正发生了，给出的奖励是否合理。
在中国我们都希望能建设和谐社会。在这篇文章里我就讨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