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加利福尼亚都堪称一块引领美国本土乃全世界潮流（无论是美好远景还是骄奢之风）的宝地，是科技到娱乐乃至生活方式的创新孵化池。全球最具分量的科技企业——苹果、英特尔、思科、甲骨文、谷歌和脸谱——都从这里萌芽并依然将总部设于此地，而类似的企业在我执教和生活的斯坦福大学附近还有许许多多。
加利福尼亚还曾经是居民生活水平广泛提高且经济大幅上扬的源泉。该州拥有全美最好的公立学校和州立大学。相对于其他各州来说该州公民在社会和经济方面的阶级差别都不甚显著。自二战结束后加利福尼亚都一直保持着居民净流入的趋势，因为这是一方充满了机会，自然风光绝美且坐拥世界最肥沃土地的乐土。
但随后这里却滋生了一些严重问题，而对这些问题的解读对于全球各国及其下级政府都有借鉴意义。过去一直占据全美头把交椅的加利福尼亚经济如今大幅衰退。12.4%的失业率位列全国第二，仅比内华达州好一点。
近几年来，移民净迁入的状况也发生了彻底调转，成千上万的劳动者及其家庭都转而前往其他各州寻找更好的工作机会。加利福尼亚的公立教育体系——从幼儿园到高中——都在教育标准测试中表现差劲。此外该地业已成为住宅市场泡沫爆破以及银行贷款拖欠危机的重灾区。
那些硅谷企业的CEO们都声称不会在加利福尼亚扩张自己的企业，因为过高的税率以及过多的限制降低了该州的竞争力。该州人口只占全美的12%，发放的政府援助总金额却占了31%。监狱服刑人员数量极为庞大且不断增加，而政府在一个囚犯身上的年均支出竟然相等于该地一个中产家庭的税后年收入。
与此同时，该州的财政状况正从一场悲剧演变成一场闹剧。现任州长杰瑞·布朗（此人曾于1970年代担任州长）接手的是一笔历届政府积累下来的总额达260亿美元的财政赤字，这还是在大规模支出公共雇员养老金和医疗支出之前的数字。而加利福尼亚的最核心问题则是其混乱的累进税收系统，其在个人所得、消费、企业所得以及燃油方面的征税额度都排在全美前列，只有不动产方面的税率低于全美平均水平。
加利福尼亚州政府大约一半的年收入都来自对最富有的那1%纳税人征收的个人所得税。但这一系统的极端累进税却使得收入高低不定，陷入了一时收入猛增，接着又必定发生锐减的怪圈。而所有这些收入都抵消不了不断增加的支出，以至于政府只能经济下跌过程中不断进行紧急开支缩减。
政府尝试建立一个“应急基金”的举动也最终惨遭失败。加利福尼加州预算事务所隐含的政治经济矛盾使得这场累进的收税-支出实验濒临破产，直接威胁到了该州资助从监狱、公园到教育医疗等基础公共服务的能力，甚至连那些旨在扶助那些弱势公民的政府项目都难逃厄运。
加利福尼亚州政府很少能满足州宪法中对预算平衡的要求。它一方面借下大笔“临时”短期债务，等这些债务积累到一定程度了，它又用发行长期政府债券的方式来筹钱还债，支出暂时被压低而税率进一步升高，但长期的结构性赤字却依然存在，而这一模式在许多州的财政上都有出现，并成为了当前由预算和公共部门所引发的政治海啸的主要原因。
还有其他许多问题都是该州自己造成的。从以保护一种小型鱼类的名义而重创了当地农业并导致数万人失业的联邦停止供水措施，到导致住宅价格升高的严格本地分区限制，加利福尼亚现在有堆积如山的问题亟待解决。
非法劳工一直都承担着该州经济中最卑贱的体力工作。由于没有一个合理的引进海外劳工制度，这些人依然处于灰色地带，而他们及其子女却大量占用了公共服务（在洛杉矶的某所学校，教师报告说一个25人的班竟然涌进了70个孩子，而有些学区的课堂上竟然有来自超过12种语言地区的学生就读）。该州广泛实施的环境和能源使用限制，包括对碳排放的微观管理，加上全球化的影响，已经导致本州许多制造业企业倒闭，大量中层职位流失。
在全美各州之中，加利福尼亚在科技，农业和娱乐方面依然名列前茅，但它同时也在赤字、税率、囚犯数量以及人均政府援助支出方面也居高不下。它在营商环境，住宅可支付能力以及州政府债券评级（甚至低于比美属波多黎各的债券评级）方面都排名极低。该地的问题很复杂，但其核心就是一个陷入混乱的高税收福利州。
没人可以忽视加利福尼亚；它依然拥有巨大的能量。同时也能将其中一些短期问题，比如由种族以及语言多样化（该州目前分别有37%和13%的西班牙裔和亚裔人口）转化成全球经济的长期力量。但其政治领导人将必须承担某些残酷的现实并正视一个事实，那就是那些不缴纳所得税的加利福尼亚人（约占总劳动者数量的一半）将必须为公共服务付费，而这些公共服务也必须更精确的锁定其服务人群。
一个健康的民主制度不能令一半人辛苦缴税而另一半人却坐收渔利。依靠更加高昂的税率去支付一个过于庞大的受援助人口数量等于把繁荣拱手送给其他各州。但不幸的是，这股“加利福尼亚风潮”却也成为了其他各州争相冒险模仿的趋势。
迈克尔·伯斯金，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兼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曾于1989-1993年间任老布什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