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下台后，我准备离开开罗。临走前我问作为此次革命领导人之一的伊斯拉亚(Esraa)：“你们的目标是什么？”年轻的她答道：“taghier al nezam”（即体制的改变）。埃及人推翻的是体制的首脑，而不是体制本身。这就是摆在他们眼前的挑战。
与突尼斯革命一样，埃及革命代表了中东的一种变革模式。相关国家的社会并未因部落或教派冲突而分裂。尽管信仰不同，而且教派之间偶尔会爆发冲突，但埃及仍是团结的。相比之下，也门、利比亚及其它中东国家正在兴起的革命，则代表了另一种变革模式。不幸的是，在后一种模式中，部落和教派冲突有可能导致混乱和内战，最终把中东拖回战争和宗教狂热，而不是推动其走向进步。
要避免这一局面的出现，我们就不能让埃及和突尼斯的革命失败。埃及是关键。该国拥有8500万人，是该地区最大的国家和阿拉伯世界的心脏。确保埃及革命的成功，对于民主的传播、全球能源供应的稳定、乃至整个地区的和平都至关重要。那么，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20年来我一直在积极要求改革，并在此次革命期间充当起年轻人和政府领导人之间的协调者。从我的经验出发，我知道从长远来看什么是最需要的：一个像样的教育体系。煽动起此次革命的所谓“Facebook儿女”知道，埃及在科学研发方面一度领先于韩国。他们也知道，穆巴拉克在位的30年里，埃及的方方面面不断退步，可同期内，中国却带领数亿民众脱贫、将宇航员送入太空、建成众多大城市和高铁、并将教育提升至国际水平。他们质问道，为何埃及做不到这些。
当然，这一切都需要时间，但我们现在必须着手采取行动了。在埃及面临的众多问题中，有三个问题最亟待解决：政治治理、经济和教育。目前执政的政治实体——埃及军方的最高委员会(Supreme Council)必须确保迅速实施政治改革。埃及亟需全民团结与和解。但为了采取必要的长期措施促成社会转型，埃及还需要资金方面的援助。尽管埃及人必须靠自己缔造新的国家，但他们在重建可持续机制方面仍需要外界的帮助。第一步要从一个关键项目入手——“教育和发展的复兴”，该项目的首字母缩写“Read”（诵读）也是《古兰经》的第一个命令。
多年来，西方一直支持穆巴拉克，为它希望中的所谓稳定——但实际上是发展停滞——提供援助。埃及现在需要的是，全球私人企业和政府机构展开合作，成立一个基金，为埃及的教育改革提供资金。该基金应该在埃及政府的配合下，由一个由知名埃及人和世界领导人组成的理事会管理。
这一努力将需要私人企业和埃及政府拿出10亿美元作为启动资金。然后，其它国家可以提供更多的资金，由世界银行(World Bank)、阿拉伯银行(Arab Bank)和伊斯兰发展基金会(Islamic Development Fund)进行调配。拒付债务将把国家资源转而引向教育及其它重要项目。埃及自然资源并不丰富。农耕面积相对较小，不到总土地面积的10%。其增长依赖于旅游业、苏伊士运河通航费、以及外国投资。但埃及人力资源丰富。根据联合国(UN)的数据，埃及人口将在2065年达到1.14亿，而后才会企稳。
现在成立这样一个基金所产生的心理影响将不可低估。和突尼斯一样，今天的埃及变化不定，各种利益团体都在争相把控未来的发展方向。通过证明埃及有能力建立以青年人为基础的有效机制，这个基金将把埃及引向正确的方向。
在穆巴拉克统治下的埃及，学校教育和大学体制的恶化让每个家庭都深受其害。埃及家庭现在最需要的就是让子女得到良好的教育。
埃及及其它地区的和平民主革命取得胜利，符合每个希望中东保持长期稳定的人的最大利益——无论是对中国人、美国人、欧洲人还是对其他阿拉伯国家民众而言，都是如此。时间就是生命！
本文作者曾获得1999年诺贝尔化学奖，目前为加州理工学院(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教授，供职于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的科学技术顾问委员会(Council of Advisors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并参与了埃及民主转型。
译者/陈云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