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耳边充斥的都是各大欧美央行主管们对自身在2008~2010年危机中所作所为的评价：“咱们干得不错。”在他们眼里，正是一系列维护金融系统的政府行为协助稳定了整个局势。而美联储的资产收购行为既然已经获得了盈利（并随后上缴了美国国库），那有什么可指责的呢？
但用这种思维来界定这一事务其实是有问题的：往轻了说，是被一时的错觉遮了耳目；往重了说，这将催生出一种傲慢自大的偏见，最终腐蚀中央银行得以构建其权威的基石——公信力。
事实上，那场危机的真正成本根本无法用任何中央银行的账面盈亏来衡量——也无法用美国财政部问题资产救助计划（TroubledAssetReliefProgram）的一系列行动是赚是亏来进行评估。
如果要说真正的成本，那就是仅美国就失去了800万份工作，就业率也从最高峰下跌了6%——这也是与1945年后历次衰退最大的不同之处——如今距离危机爆发已经过去31个月了，失业率依然徘徊在低于最高峰5%的水平上。
另一项成本则是私人部门手中不断增加的联邦政府净债务额——该指标是计算政府债务的最准确手段。对比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在危机前（2008年1月）和危机后发布的中期预测，这一债务的增加额相当于GDP的40%，足以令人震惊不已了。
事实上，导致美国如今的财政危机（以及可能进一步伤害许多民众的政府支出削减）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各大银行的危机使美国民众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并在全球范围内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所出现的大部分公共债务并非源自于无节制的财政刺激政策，而是来自于本次衰退所引发的税收锐减（加上布什政府为最富有的那批人减税，经费不足的老年医疗保健药物财政补贴，还有靠借债维持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都严重削弱了美国的远期财政前景）。
最后一项成本则是数百万无家可归者和被扰乱的生活，有些影响甚至将持续一辈子。
但问题不在于美联储或是其他中央银行是否应当设法阻止本国银行系统的崩溃。如果想了解银行危机的恶劣影响，最佳的范例莫过于1930年代（也是伯南克担任美联储主席之前的研究领域）。如果在任何特定时期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政府出手，要么坐视其崩溃，那么前者将是必然的选择。
但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正如亚特兰大联邦储备银行主席丹尼斯·洛克哈特（DennisLockhart）上星期在该机构组织的一个公共论坛上所指出的那样，我们不应试图运行一个构建在“私人得益公众受损”原则之上的银行系统，更何况这些损失大多由一些效率极低的行为方式所造成，而且毫无公平可言。
相反私人得到的好处则可以通过管理人员津贴的数额来直接计算得出。从2000年到2008年，全美前14家金融机构的管理者总共获得了大约26亿美元的现金津贴（包括工资，分红和股票出售在内）。
到如今，前五位收入最高的人合共收取了近20亿美元，而他们恰巧也是构建了整个高风险资产架构并险些将金融系统推入深渊的始作俑者：山迪·维尔（建立了花旗集团，该集团在他离职不久后就爆发了危机）、汉克·保尔森（大规模扩展了高盛集团业务并说服国会允许投资银行采取更高投资杠杆，然后又摇身一变到美国财政部赴任去协助拯救这些银行）、安杰罗·莫兹洛（创立美国国家金融服务公司Countrywidefinancialcorp.，是滥发抵押贷款的主要推手），迪克·福德和杰米·卡尼（分别是雷曼兄弟和贝尔斯登的送葬者）。
相比之下公众的损失则极为巨大：如果仅仅用联邦政府的债务增长来评估的话，大概60亿美元。但那些银行大佬们却依然坚持自己应当被允许运营更高杠杆的全球业务，并基于企业股票回报率来向他们支付报酬——无论出现任何风险。
为此有一批全球最顶尖的独立金融研究者也正以长远而严谨的眼光观察这类事务，而我们近几年的研究显示情况比想象中更糟（详见斯坦福大学商学院教授安娜特·阿德玛蒂AnatAdmati的网页）。在他们看来，大银行应具备更多的准备金——大概应占其资本总额的30%。但银行家们则强烈反对这一建议（因为这很可能减少他们的收入），而中央银行管理者们也持有类似的立场（他们都被银行家的抗议所说服了）。
如能有一个由远离政界的专业人士来运作的独立中央银行，那是有许多好处的。但当掌管这些金融机构的人都坚持自己在危机中做得很好，宣称所有问题都会解决，放任那些引发危机的金融巨鳄们逍遥法外，那么他们的公信力也将不可避免地受到损害。
这一切都应当令中央银行管理者们感到忧心，因为公信力就是他们的一切。毕竟美国宪法并不保证美联储的独立。国会创造了美联储，也可以解散它。通过忽视高杠杆大银行所可能造成的危害，一场“坏事变好事”的危机神话带来的，仅仅是中央银行身上的不断累积政治压力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