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当前，随着全球化和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金融业发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金融学研究也面临着一些新的问题、新的挑战。特别是经过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现有的金融运行模式、金融监管体制曝露出了其内在的不足，也引发了理论界、金融业界对今后金融改革的深入思考和探索。
从理论上说，经过这次危机人们发现，微观审慎性的总和并不等于宏观上的审慎性，或者说个体的健康性不等于总体的健康性。这里面涉及到很多相关的经济学、金融学理论。比如危机的传染性与资本的要求、流动性、杠杆率、拨备要求、会计准则、评级制度相关的微观审慎性标准，以及羊群效益、动物精神、信息理论和计算的复杂性，还有激励机制的安排等相关的市场有效性的问题。在原有的理论分析框架、模型、基础上都有了新的认识和发展。
在金融运行和管理方面，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已经成为金融危机后改革的主要方向。各个政府以及金融界普通共识是，要建立逆周期的市场运行和调节机制。在宏观方面，除了要用好货币供应量、利率等具有逆周期调节效果的传统货币政策工具，还引入了逆周期的创新手段，如建立逆周期的资本缓冲制度和动态损失拨备制度。
在微观方面，主要侧重于加强金融监管改革。改进原有的资本协议、杠杆率、拨备计提等监管政策和工具，提高金融机构资本质量和资本充实率，建立与经济周期调节相适应的杠杆率要求，前瞻性拨备管理，推进会计制度评级机构、延伸产品交易和清算体系等的改革。加强对影子银行的监管。其主要思路是将这些微观层面的监管机制纳入宏观管理的框架中，减缓顺周期影响，减少对经济波动的影响。
当前，以加强宏观审慎管理为核心的国际金融管理改革正在稳步推进。其典型的内容是G20所支持的和认可的巴塞尔Ⅲ。从中国情况来看，我们有必要和有条件尽快采纳和运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而且也已经写入了“十二五”规划。但我国总体上还处于经济转轨过程中，运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有一些紧迫的课题。如对经济周期的判断、高储蓄率等问题，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的选择、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划分标准、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等等，均需要尽快加以深入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