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金特与北大汇丰商学院学生交流
“经济学与模型是我的挚爱，”托马斯·萨金特说，他交谈时声音通常轻柔低沉，但言及所爱时会不由地提高音调。这位已过耄耋之年的经济学家，身着颇为正式的黑西装，系着缀有淡黄纹路的深蓝领带，围坐在他周围的是想一睹大师风采的北大师生。
与外界的聚光灯相比，萨金特更享受这种私下的交流。他一改上午谈金融界限时严肃的演讲风格，偶尔会蹦出几句玩笑，做些细微但明确的手势，以强调某个观点或表示要变换思路。“我一直很喜欢与学生交流，他们会提一些深刻、有趣的问题。”
五年前，他在普林斯顿大学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给在场的青年学子上了一堂宏观经济学“串讲课”，临别时告诉他们要重视自身的潜力。十多年前，萨金特就在纽约大学创办学生读书会，如今他仍每周亲审学生上交的论文，并选定优秀作者参与周二下午的读书活动，为他们提供学术展示与讨论的平台。
在年轻人身上，萨金特可以看到当年的自己。上世纪七十年代，他与卢卡斯、巴洛和华莱士开创理性预期学派，运用计量经济学模型分析经济政策的持久影响。这给当时西方所推崇的政府干预经济的主张当头一棒，并指出宏观经济学缺乏微观基础，遭到了凯恩斯派老一辈经济学家的批判。如今，该理论已成为经济学的主流思想，萨金特也跻身全球引用率最高的前十五位经济学家之列。
“正如二三十年前的我们，青年人在努力推动经济学的发展”。萨金特回应宏观经济学模型滥用的质疑时指出,“我的同龄人对此感到害怕，甚至有些倚老卖老。”他没有与保罗·罗默站在同一阵营去质疑经济学的“数学性”，而是选择以发展的眼光看待青年学者的学术创造。
目前，萨金特仍在纽约大学执教，开设高级宏观与数量经济学课；同经济学、数学模型相伴，每年陆续有新的研究成果发表；保持健身的习惯，即使远赴国外也从未间断。交流会后，笔者趁他赶去健身的空档，围绕理性预期、模型运用及学术“象牙塔”等问题展开专访。还未等我开口，教授先问道，“你们的亮黄色志愿者T恤不错，我也能领一件作纪念吗？”。他喜欢富有朝气的事物，这或许是其“优雅老去”的又一个细微佐证。
萨金特出席2016年北大全球金融论坛
记者：作为理性预期理论的奠基者，您曾经多次用中国的一句谚语“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来形容这一理论。您认为政策制定与预期之间真实因果关系是怎样的？
萨金特：我认为政策制定与人们预期之间的影响是相互的，这在任何博弈或社会关系中都是如此。理性预期或中国古谚语，意味着如果你已有了针对现状的策略，那么我的策略要根据你的策略来制定。比如，如果我想创业，但政府对初创企业的营业额征收10％的税，那么我可能会放弃创业的想法。与以往假设人们被动适应政策的模型不同，理性预期模型认为经济当事人会根据政策环境的变化调整他们的预期以及相应的行为；预期也会对政策制定产生影响，聪明的政策制定者会将这种相互作用考虑在内，制定相关的政策。
这种动态随机的宏观经济分析范式要求更加复杂的数学模型。模型将相关因素转化为变量，个人根据这些变量做出决策，且需要理论来预知自己行为可能产生的后果。在建立复杂模型时，总的模型通常会嵌入其它更具体的模型，形成像俄罗斯套娃一样的模型嵌套体系。不过，理性预期理论有点像共产主义：在这一框架下，模型中的主体共享一个模型，拥有总模型产生的相同概率分布，免除不必要的系统性差异。
记者：您擅长建立数理模型来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学实验，以用于解释预期理论与现象。您是如何构建模型来定量分析预期等抽象概念？能否分享下您在这方面的经验与洞见？
萨金特：我们是受到保罗·克鲁格曼的启发。自上世纪七十年代起，欧洲各国有着比美国更高的系统性失业率。很多人会认为，其原因在于欧洲各国对于失业者给予优厚的失业补助及社会保障。克鲁格曼却认为该观点值得商榷，因为欧洲自二战后一直对失业给予高补助，但在上世纪五年代到六十年代，欧洲的失业率却持续低于美国。所以，他提出除了高社会福利以外，失业率或许还受其它因素的影响。
当时美国与欧洲的经济环境相同，不同之处在于政府政策。所以，我与好友罗伯特·卢卡斯针对欧洲的情况，重新建立了预期模型，将更优厚的补助及工作保护纳入模型中。同时，我们也建立了一个搜索模型，使其能反映失业工人搜寻工作的情况：一个工人失业，其人力资本会相应下降，反之亦然。每个阶段失业率变化，取决于搜索情况的变化。失业者可能会获得一份固定薪水的工作机会，不过他不一定会接受这份工作。欧洲的失业者不仅会有这些机会，还能长期获得政府的高补贴。美国的失业者则不同，他们得到的补贴有限，通常只能支撑六个月。那么，失业者就会估摸，在失业四个月后，得找份工作干一下，以免出现补贴缺口。这样的打算是否过于复杂？其实，我没有上过大学的邻居都知道这里头的门道。
此外，失业率的波动受到了全球化的影响。证据表明，世界宏观经济更为稳定，但从微观数据看，受科技、全球化与国际冲击等因素的影响，个人收入与工资水平的波动更为显著。在原有的单一电话模型中，你可能接到一通解雇电话后，虽然丢了工作但仍保持之前工作时积累的人力资本。而全球化之后，则需建立一个“两通电话”模型：你先接到解雇电话，随后的电话则是通知要降低你的人力资本。当时欧洲的失业补贴是由此前积累的高水平人力资本决定，而随着人力资本的降低，失业者找下一份工作时会变得十分挑剔。
我们的模型计算相关的数据后，发现有很大部分的欧洲的劳动力群体（尤其是老年人）接受救济，因为随着他们人力资本的降低，就难以找到下一份合意的工作，最后为长期或永久失业者。美国当局了解失业补助体系，反其道而行之，避免了欧洲的问题。
记者：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现代宏观经济学受到广泛的抨击，对微观经济学的追捧却似乎占了上风。此前，发展经济学家保罗·罗默在其文章《宏观经济学的麻烦》中，质疑宏观经济学运用DSGE、RBC等模型的合理性与有效性。您如何看待现代宏观经济学及模型运用所面临的种种指责？
萨金特：保罗·罗默是我的好友，但他和我一样正在老去。有句俗话说：“每个人都有权选择孤苦终老或优雅地老去。”幸运的是，我可以选择后者，因为一直从事经济学研究，暮年时也能在模型中寻得乐趣。年轻人无论在宏观或微观经济学领域都有极大的优势，因为研究现代经济学需要具备计算机技能及深厚的数学功底。年轻经济学者目前所做的事，远比我们那个时代所作的努力，要更具野心。我的同龄人对此感到害怕，因为他们无法进行这些方面的研究了，就像年迈的篮球运动员无法再起跳一样。
保罗已多年没有投身于前沿的学术研究，他的“身材”也开始走样。保罗的问题在于，他在尚未读完所有相关研究前，就展开抨击。很多人都讨厌数学或经济学，因为两者都是高难度领域，仅有极少数人能真正领悟和掌控。年轻的经济学者正在通过难以置信的方式，推进数学与数据分析的发展。保罗所读到的涉及相关模型的论文，虽然不够完美，但体现了经济学的发展进程。
现在这些青年经济学家正如二三十年前的我们。上世纪七十年代，理性预期理论刚崭露头角的时候，我现在这般年龄的老一辈经济学家认为那是他们听过的最愚蠢的想法。怎么可能将人的心理纳入模型呢？人们太愚蠢了。弗里德曼有一句名言，“在给定的情景里，保持理性的方式也许只有一种，丧失理性的方式却无限多。”现在看来，他们当时的想法带有精英主义的傲慢。
如今，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界限不再泾渭分明，无须将两者放在对立面上论高低。在欧洲、美国及中国，要解决宏观经济的问题通常涉及结构性改革。在改革期间，政府往往要出台微观政策，使得劳动力市场与金融市场的运行更为顺畅。
记者：您的模型与研究使得评估意外的政策与系统性政策变化成为可能。但很多人质疑，如今许多经济学研究难以走出“象牙塔”，影响真实世界与政策制定。您如何看该问题？
萨金特：的确，有些经济学家生活在象牙塔中，他们构建出精致的模型，每一个模型都是属于自己的小世界。走出“象牙塔”的关键在于，应用理论去分析并解决经济中的现实问题。这些问题涉及面很广，既包含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汇率政策等宏观政策的讨论，也涉及到粮食政策、教育政策等社会政策。在上午的论坛中，我谈到中国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其所制定的三大政策支柱经过深思熟虑，反映了近几个世纪以来经济学研究的精髓。
我认为，中国的经济学理论与研究对现行政策的制定还是产生了比较深远的影响。很多优秀的中国经济学家开始在国际重大会议上发表自己的观点，他们在研究中高水平地运用了模型与理论来讨论中国的政策问题。比如，今天论坛发言的几位中国经济学家，他们将研究聚焦货币政策、汇率改革等宏观政策，也直接向政府建言献策。总之，从中国政府实际出台的一些政策来看，经济学家的声音确实传到了政府的耳朵里。对于中国学者而言，尤其是海归学者，今后一定要注重研究中国问题，不要总用西方数据验证西方理论。
记者：相对于建模而言，有些学者及学生可能更强调经济学直觉或常识，认为较为直观、符合常识的经济学理论，而非复杂的数学更为能解释经济现象。您认为要如何培养经济学常识？
萨金特：常识难以界定，它往往是与生俱来的，很难在课堂上传授。我就有两个朋友，一个朋友毫无常识，但却在学术方面颇有天赋，能解决很多复杂的数学或物理问题；而另一个朋友有很多经济学常识，却在数学问题方面犯难。常识、直觉更像是一种天赋，难以明状却可以被察觉。经济学的美在于假设的艺术，可以对人的行为进行一般假定。经济学家所做的假设是简化的，也许不能每次都与现实相符，但伟大经济学家往往具备某种直觉，能够做出能抓住某种本质的假设。他们描述假设或理论的方式，更像是难以习得的天赋。
记者：中国经济学家、耶鲁大学管理学院终身教授陈志武最近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美国的一些顶尖金融类院系已经开始停招或减招中国籍的博士申请者。您怎样看待这样的趋势或言论？
萨金特：我非常震惊，全然不知有这样的趋势。我最优秀的学生中不乏中国学生，他们展现了深厚的数学功底、极大的创新精神与研究兴趣。我想原因在于，我所教授的课需要运用特别多的数学知识，而中国学生有着非常扎实的数学功底。再者，他们继承了父母的优秀基因，勤奋谦虚，且敏而好学。我认为，至少在基础教育和人力资本方面，中国还是做得很出色的，而这些学生所取得的成果，有些我自身都没法取得。总之，我所熟悉的任何大学及我所供职的大学没有出现这种趋势或歧视现象。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我倒是乐意分享下我好几位优秀学生的故事，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中国年轻人。
（萨金特是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他于10月29日出席2016年北大全球金融论坛并做主旨演讲，当日下午与北大汇丰商学院师生进行交流，交流内容亦对采访有所贡献。）
（撰文：金颖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