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美国有能力保持全球最具活力经济体的地位，也能够给未来几代人创造出高价值、高薪酬的就业机会。全美各地的企业家们都在组建公司，坚定不移地奔向未来。有一项众所周知的公共政策议程，能够促进就业机会的大幅增加和经济的繁荣发展。但如果遭遇财政危机，这一切都会化为泡影。
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岗位，政府可以采取一项决定性的措施：那就是把自己的“后院”清理干净。如今的美国，失业率高企、经济增长乏力、资本投资微不足道、且在债务上限问题争论不休，这些问题都环环相扣。如果连提高债务上限（目前为14.3万亿美元）这一最起码的挑战都应付不了，那么我们将向世界发出美国无能和混乱的信号。人们对于美国的信心将会动摇，而期待达成协议的金融市场也会出现动荡。一旦提高了债务上限（更理想的状况是达成更大范围的协议），我们必须立即采取果断措施，以解决长期赤字问题。否则，美国经济的未来将面临风险，因为面临如此大的不确定性，企业在投资方面将较为谨慎，它们宁愿在国内巩固资产负债状况，而把资源配置到增长速度更快、管理更高效的海外经济体中。
美国以外的领导人对此心知肚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把目光转向全球最大的经济体，指责我们缺乏一套应对赤字的“可靠的战略”；说我们是2011年增加基础预算赤字的唯一发达经济体；特别是指出我们累积了很高的债务水平，如不加以遏制，有可能给全球经济带来风险。IMF数据表明，按照目前的财政轨迹来判断，美国顶多还有15年的额外借贷能力。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政府赤字削减委员会联席主席厄斯金•鲍尔斯(Erskine Bowles)称之为“我们的历史上最可预见的经济危机”，这是因为所有的市场参与者都清楚，债权人不会眼看我们就要掉进深渊、仍继续为我们提供资金。已有多家评级机构宣布，美国的AAA信用评级正面临危险——这在美国的历史上是不可想象的。远在理论上提高债务上限的截止日期之前，我们可能看到的是信贷蒸发、利率飙升、美元波动，一场危机即将展开——以那种市场所惯常的突然而又迅猛的方式。当财力和信誉资本都丧失耗尽，我们所能做的将只有痛苦的补救。
美国的公司高管和企业家们都意识到，要想实现美国的繁荣，我们必须创造出必要的政治条件，以便在削减赤字方面取得进展。显然，未来的政治解决方案不应只包括减少开支或增加收入，而必须把两者同时提上议事日程。但是，我们必须要牢记两个参数。首先，就所得税的历史而言，联邦政府收取税款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率从未连续超过20%。尽管欧洲的经验表明，20%并非绝对极限，我们也应小心谨慎，不要轻易驶入未知的水域。第二，经济研究表明，在财政整固时期，就削减赤字的同时避免双底衰退而言，减少开支比增加税收更为有效。所以，我们必须忍耐重大支出削减（包括社会福利与国防方面），而不仅仅是可自由支配开支。
提高税收——包括一定程度上回归克林顿(Clinton)时代的个人所得税率——将必须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我们不应忘记，在同等的税率情况下，上世纪90年代我们的经济取得了发展，市场走向繁荣，而部分原因在于上世纪80年代的赤字问题已得到了解决。但是，个人所得税顶多能填补四分之一的“窟窿”。
虽然最理想的情况是实现预算平衡，但我们较为现实的目标应该是先稳定、继而降低国债余额占GDP的比例。这必须以对增长、失业率和税收的合理假设为基础。“美好图景”已成为市场无法相信的尘封往事。我们必须做出艰难的抉择。
此外，传统的制定预算方式——短期、零碎、可逆、易变——必须摒弃，代之以一套长期、全面的策略。任何能够取信金融市场的解决方案，都需要十年甚至更长时期的坚定承诺。最后，我们必须在程序和结构方面设置障碍，以避免出现倒退。得益于乔治•布什(George H.W. Bush)和克林顿的努力，美国在上世纪90年代实现了预算平衡，但因接下来几任政府的减税和增支措施而遭到破坏。
美国可以采取行动遏制预算赤字，为下一轮经济大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也可以按兵不动。这是我们所面临的选择。
本文作者为Silver Lake创始人之一，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副主席
译者/邢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