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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美美事件”与慈善的经济学

  郭美美事件自6月20日爆发以来,不断发酵,越来越多的机构和个人被牵涉进来。虽然真相至今尚未完全浮出水面,但有关机构的躲躲闪闪,成为了压垮公众对慈善机构信任感的最后一根稻草。

  20岁的“郭美美baby”、玛莎拉蒂、名包、别墅、“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高调炫富,一系列性感关键词的组合,迅速激起了全民关注。

  红十字会并非第一次遭遇信任危机。由于运作不透明,公众即使怀疑,也难以找到实质证据。但最近的一系列事件表明,红十字会并非心灵的净土。上海市卢湾区红十字会一张消费金额为9859元的餐饮发票被曝光,发票开具时间为今年2月28日。6月底,审计署的报告也揭露了红十字会存在的设备采购财务问题。

  由于不信任慈善机构,中国首善、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有自己的独到做法。2010年曹德旺给中国扶贫基金会捐赠2亿元,用作西南5省抗旱,他规定只许提3%的费用(通常提10%),而且每家农户领2000元,差错率不许超过1%,6个月完成,否则就不给费用,被媒体称为“史上最苛刻捐款”。曹德旺说:“我这件事最漂亮的是用管理的手段来用这笔钱,管理的手段不外是三种,第一种是导向,我提出我的要求;第二个考核手段;第三个激励手段。我要求他公开作业程序,我们慈善事业存在的问题就是不公开、不公平。”

  公益组织虽然与企业不同,不以盈利为目的,但同样面临现代企业存在的“代理人问题”。公益组织管理人员接受捐款人委托,去运用资金帮助弱势群体,捐款人的效用函数是资金要用到最需要资助的地方,而且资金运用过程的成本最低。但是,作为“正常人”的公益组织管理人员的效用函数则有不同的变量,他们更关注的是自身的利益,包括工资待遇、职务消费等等。当然,公益组织的工作人员与企业员工相比,前者需要更高的社会责任意识和承诺,但这种社会责任意识并非无条件的,更不能以社会责任来否定其个人经济利益诉求,毕竟,人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才能有尊严地生活,公益组织工作人员也不例外。

  在现代企业中,股东与管理人员利益的不一致,主要通过两个机制解决:第一个机制是“胡萝卜”,给予管理人员一定的股票、期权,使其更有动力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第二个机制是“大棒”,通过股东大会、董事会等公司治理机制,对管理层进行考核和监督,不尽职的高管可能会被炒鱿鱼。2005年惠普董事会因为在公司战略上的分歧,炒掉了CEO卡莉•费奥瑞娜;2010年惠普董事会又炒掉了爆出性丑闻和假造开支账单的CEO马克•赫德。

  但是公益组织的特殊性,决定了“胡萝卜”和“大棒”都不可行。在捐款人众多且分散的情况下,“搭便车”现象导致慈善机构内部人控制并不意外。解决公益组织的代理人难题,只有通过外部竞争。如果市场上存在众多的公益组织,捐款人自然就可以选择最值得信赖的公益组织。捐款人的资金就像选票,对公益组织进行优胜劣汰的选择。当然,前提是公益组织之间能够自由竞争,如果出现行政垄断局面,竞争机制无从谈起。

  在自由竞争的情况下,公益组织可以通过以下方法赢得捐款人的信任:第一,充分的信息披露,定期公布详细的财务报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年报》公布所有的捐款收入和花销,小到每一个瑞士法郎都统计在内,而且可以在该委员会(ICRC)官网上查到。第二,接受权威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第三,更科学、更有效地运用捐赠资金;第四,可监测的资金投向;第五,邀请具有社会公信力的知名人士加入理事会。这些爱惜自己羽毛的知名人士,是不能容忍不合规的操作的,即使改变不了局面也可以选择辞职。

  眼下,中国红十字会遭遇的信任危机,正是来源于运作的不透明:捐款人在红会官网上的捐款查询系统只能查询善款是否到账,而没有善款流向、使用情况;国家审计署每年只对红会的政府拨款一项资金来源的收支进行审计,而不审计募集的善款和层层上缴的会费;中红会不受《基金会管理条例》的约束,每年的财务收支情况、项目执行情况等,按照《中国红十字会法》只需向理事会报告,而没有向公众公示的义务;虽然承诺“定期向社会公众公布财务收支情况”,但红会官网上的“统计数据公告”,至今也才披露到2007年。

  树荫之下易生苔藓,这是并不复杂的道理。红十字会不愿意提高透明度,正是源于其垄断地位。中国法律规定,民间个人、公司或社团要从事公募性公益慈善事业,必须挂靠在红十字会下面作为二级专项基金,且没有独立账户和法人资格,资金使用受到红会的严格控制。这一制度安排被戏称为“只许皇恩浩荡,不许民间行善”。如果不是李连杰的公众影响力和不懈努力,如果不是舆论压力,壹基金转型为公募的努力也不会在2010年12月成为现实。壹基金身份的合法化,不是中国慈善事业开放的标志,只是一个孤立的样本。垄断的后果是可怕的,正如《南方周末》所警示的:“在中国,红十字会已经异化为这样一种组织——它与权力体系走得太近,又与商业世界结交甚欢。这几乎让人们忘了它作为民间组织的中立、独立的人道主义初衷。”

  虽然红十字会是慈善机构,但我们不能将红十字会工作人员道德化,认为他们就不需要监督。透明度是对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最佳保护,也是红十字会品牌的基石。7月7日,北京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宣布,经查明,郭美美及其母与中国红十字会无直接关联。无直接关联,不代表没有关联。要想彻底打消公众的疑问,就必须毫无保留地还原真相。否则,面临信任危机的不仅是红十字会,还有中国的慈善事业,甚至整个中国社会脆弱的信任文化。

  还原真相,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打破红十字的“垄断慈善”,降低慈善组织的进入壁垒,允许更多竞争,以合理竞争来激励公益组织从善,此乃正途。

  作者为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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