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近日来，美国各大媒体充斥着普通美国人对美国政客无能和不成熟的愤怒。美国政府在关键时刻终于成功地提高了债务上限，但整个过程险象环生，而且尚未脱离危险。公众怒问，为什么政客们不能像理智的成年人那样坐下来好好谈，及时达成广泛一致？公众怒问，既然我们可以实现家庭预算平衡，为什么政客们就不行呢？
然而，现实是美国政客所代表的正是美国全体选民的意见，而全体选民的意见注定不会一致，这丝毫都不令人奇怪。事实上，在最后一刻就提升债务上限达成一致倒是证明，政客们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代表自己的选区，只对全美国整体利益让步。
关键的问题是，由债务上限争论导致的政治僵局是否会对2012年（甚至此后各届）总统和国会选举造成不良影响。这并非不可能，但我们也不应该忽视美国政客刚刚所取得的成果。
让我们从选民为何会如此两极分化开始。其中的决定性因素有二：收入和年龄。过去三十年来，美国的收入不平等情况一直在恶化，这大部分是因为教育体系越来越难以满足劳动力市场所要求的技能。这给中产阶级带来了怎样的后果呢？薪金增长停滞，失业风险增加，因为低技能要求的高薪高福利旧经济一去不复返了。
在金融危机爆发前，信贷泛滥（特别是住房信贷）让中产阶级得以维系高消费水平，尽管他们的收入并未增加。随着房地产泡沫的破裂，许多人丢到了自己的工作和医疗保险，还面临着丢掉房子的风险，一夜之间，他们就失去了所有对经济保持乐观的理由。传统上代表这类选民的民主党提出的应对措施是承诺推行人人负担得起的普适医保以及增加教育支出，同时保证政府工作岗位和权利计划。
但我们把所需支出一加总就会发现这根本是无法负担的，特别是在联邦岁入只有GDP的15%的情况下。在很多民主党看来，这可以通过向富人征税以增加岁入来解决。但富人已经不再是过去的有闲阶级了；现在的富人是劳动致富的。仅仅依靠向富人征税来平衡预算将使所得税大幅提高，就目前的情况而言，这会大大降低努力工作的激励和企业家行为。
这并不是说完全不能对富人增税；但增税不应该作为平衡预算的首选方案。共和党试图吐出美国劳动阶级的心声——境况越来越差，而政府支出越来越大，同时也试图代表劳动致富的富人表达心中的愤怒。他们知道，维系选民支持比捍卫原则容易多了。因此，共和党的口号是：不加税。
收入带来的分歧是明确的，但年龄则否。不难理解，没有多少积蓄的老年人希望保护他们的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福利。但是，即使是通常反对大政府的高龄茶党共和党人现在也在捍卫这些计划，因为他们将它们视为产权，是他们通过自己过去的劳动所应获得的报酬。
事实上，预期寿命的提高与医疗成本的膨胀意味着与当前老年人所期待获得的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福利比起来，他们对社会所做的贡献实在不值一提。政府过去犯了一个错误，没有增税来为这些计划融资，也没有削减福利承诺。除非这些权利计划现在可以被削减，否则这个错误将极大增加现今年青一代的负担——他们将在现在承担高税收，而在年老时享受低福利。
但老年人在政治上更活跃，也更有影响力。许多人不仅强烈捍卫他们的权利，而且还反对其他方面公共支出的增加，因为他们担心这会削弱政府支付他们认为自己应得福利的能力。
这些就是美国财政僵局的根源，而财政僵局造成了选民发自内心的对妥协的强烈的反对。任何在债务上限最后期限前所达成的政治妥协都会让政客背上背叛选民的恶名。而一旦违约，最终负责的将是奥巴马政府，因此奥巴马比共和党更需要妥协。于是，他必须强迫他所在的民主党接受只有支出削减、丝毫不见增税字样的方案。
最后的方案能够兑现承诺吗？一个跨党派委员会必须拿出在今年年底前削减1.5万亿美元赤字的方案，国会要么接受这一方案，要么接受马上开始但在政治上极为痛苦的方案（其中包括防务支出削减，而这是美国共和党所强力捍卫的领域），没有第三个选择。
如果这一结构如宣传的那样起效，那么国会必须达成妥协，而要达到妥协，政客就必须再一次说服两极分化的选民以避免更糟糕的结果。这一次，奥巴马的民主党将和共和党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因为如果不能达成一致，两大党派所要负的责任是一样的。
最终，削减权利增长和改革税法所必须的重大决策可能不得不等到下一次选举之后才会做出，这给了意见相左的两派选民一次机会，反思自身阵营内部的不一致并给出清晰的信号。与此同时，美国政客或许能够勉强使债券市场相信美国信用亦然坚挺。为此，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人们应该停止攻击美国政府，给予他们应该给予的信用。
拉古兰·拉贾是前IMF首席经济学家，现任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金融学教授，其著作《断裂线：为什么说裂痕仍在威胁世界经济》被评为《金融时报》年度商业书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