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搜狐财经副总监张翼）：尊敬的盛洪先生，尊敬的李宝永院长，各位同学，大家下午好！我是搜狐财经副总监张翼，也是吉林大学94级的毕业生，今天能够回到母校，代表搜狐公司主持盛洪先生的演讲会，感到非常荣幸。在请出盛洪先生演讲之前，首先有请吉林大学商学院副院长李宝永博士致欢迎词！有请李宝永博士！
李宝永博士（吉林大学商学院副院长）：尊敬的盛洪老师，搜狐财经的各位同志、各位老师、同学们，大家下午好！在这个承载着收获和希望的金秋时节，我们相聚在美丽的吉林大学，聆听盛洪教授主讲的“通货膨胀与战略选择”报告，在此，我代表吉林大学，对盛洪教授的莅临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诚挚的感谢！
盛洪教授的专著代表经济学领域的领先水平。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盛洪教授在普及经济学和对文化与道德问题的关注，也非常令人敬佩。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盛洪教授来到吉林大学商学院，让全体师生领会经济学大师的睿智与思想。
2011年，CPI、通货膨胀这些经济学术语在新闻媒体出现的频率也越来越高，而普通民众也切实感受到物价的飞涨，因此，通胀膨胀成为街头巷尾讨论的话题，政府将如何应对国内外错综复杂的经济情况，央行将采取什么措施控制通货膨胀走高的趋势，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
今天，就让盛洪教授带领我们深入了解通货膨胀的本质，以及抑制通货膨胀的战略选择。在此，我也想代表吉林大学感谢搜狐财经主办此次讲座，我相信本次讲座必将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力。最后祝愿本次讲座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主持人：我想学习经济学的同学肯定会知道张曙光、盛洪。天则研究所是国内目前最有影响力的民间智库，这个殊荣是当之无愧的。1993年，包括盛洪老师、张曙光老师、茅于轼老师、樊纲先生在内的多位知名学者，在北京成立了天则经济研究所。十多年来，天则经济研究所以独到的思想，特别是三位老师深厚的学养和道德人品，在媒体界、学界逐渐达致有口皆碑。
盛洪先生早年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1987年以后，盛洪先生主要侧重于翻译新制度经济学的文献，论生产的制度结构，主编现代经济学。盛洪先生是制度经济学里的开拓者，同时他个人在过渡经济学领域也有很多代表性的作品，比如说他主编了中国的过渡经济学和论著《寻求改革的稳定形势》。
接下来，我向大家介绍一下搜狐财经主办的聆听大师的公益活动。在过去的几个月内，我们先后邀请到茅于轼先生、张曙光先生等泰斗人物走近了中山大学和兰州大学进行了巡回演讲，所到之处，反响非常热烈。盛洪先生今天演讲的主题，是我们精心设计的，我们认为，通货膨胀是绕不开的话题。前一段时间，我和招商集团董事长秦晓先生在一起交流，他认为通胀不是短期的问题，而是长期的挑战和考验，因为我们中国的数据非常触目惊心，中国的M2接近美国和日本的总和，一会儿请盛洪老师求证。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能邀请到盛洪教授在百忙之中莅临美丽的吉林大学。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盛洪先生为我们做报告。
盛洪：谢谢张翼对我本人和研究所非常详细的介绍，感谢李院长非常热情的致辞。我也非常高兴来到美丽的吉林大学。我来长春的时候太少，上次来大概是10年前，当然我知道发生了非常巨大的变化，对我来讲，因为我来去匆匆，我还没有看到长春真正的变化。我计划今后的一年到两年，专程到长春和吉林周边自驾玩一玩，这样对长春、对吉林会有更多的了解。
今天这个题目是搜狐财经给出的，同时也是我非常关注的题目。通货膨胀不是一个短期的问题，是一个战略问题，所以我们来讨论通货膨胀与战略选择。
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
首先，我们还是稍微复习一下通货膨胀的含义。在座有学经济学的同学，但是我们还是有必要重复一下。一般很容易把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两者混淆，实际两者是不一样的。我们讲“物价上涨”的时候，不能认为它就是“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有一些简单的定义，但是我比较喜欢弗里德曼的定义，他说：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认为有通货膨胀，不要考虑其他的因素，比如哪里的投资增长了，哪里的需求增长了，其实我们要讲一个因素，就是货币。弗里德曼告诉我们，不要那么复杂的去理解通货膨胀。
所以我们要把通货膨胀和价格的相对变动做一个区分，比如我们用的商品价格上涨，能说是通货膨胀吗？很难说，也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在市场经济社会中，价格的变动是经常发生的，很多产品会价格上涨，但这种价格上涨可能是不同产业之间相对的变化，这点要分清楚。我们要比较清楚的去理解什么是通货膨胀，什么是相对价格变动。相对价格变动大概有两种：一种是产业间的价格变动，有的产品相对于别的产品价格上涨，有的产业相对于别的产业的价格上涨；还有一种情况是地区间的价格上涨，有的地方可能比别的地区价格高，有的地区可能下降。这不能代表就是通货膨胀，这要看的非常清楚。
所以，我们研究通货膨胀，只需要看一个因素：货币的供给。
中国现在最大的结构变动就是城市化
过去几十年，中国最大的结构变动是城市化，这个因素可能是主导中国宏观层面的最为重要的因素。中国的城市化在上世纪90年代下半期开始加速，到现在方兴未艾，各个地方都在高速的城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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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图是城市化的趋势，所谓“城市化率”，就是城市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这个线向右上方倾斜，2010年以后是我预测的，一直到2020年、2030年。我们在今后至少20年，依然存在城市化过程。现在城市化水平非常低，只有50%左右，而城市化率的均衡状态大约要达到80%。城市化率现在以每年1.2%左右的幅度增加，要按照这个速度，还需要二三十年的时间。
城市化的过程，导致两个非常重要的要素价格上涨：土地和劳动力。
城市化为什么会带来土地价格上涨？是因为人的聚集。城市的人口密度高于农村，如果人口密度不高于农村，就不是城市。因为城市带来的效率或者生产力，源于它的聚集。反过来讲，由于它的聚集，带来了更高的生产力，带来了更高的效率的创造，必然就会产生更高的收入。这个时候，土地价格就会上涨。当然这里有比较复杂的道理，比如市场网络外部性的概念，大家聚在一起，交易的机会就会多，就会有更多的收入。一个市场如果人特别多，一定卖的特别多，这是很简单的道理。一个商贩摆他的摊，肯定挑人比较密集的地方摆，收入会很多。当然地租也会高。这不用很高深的道理，就能够讲清楚。从这个角度来讲，城市化本身带来土地价格上涨，这是合理的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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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图，左边的斜线为土地城市用途生产率/地租率，下边的斜线表示土地农业用途生产率/地租率。城市用途与农业用途的线相比，城市用途的线比较陡，越是中心，创造的价值也高，同样的，土地价格也高。以北京为例，东城和西城两个核心区，人口密度比较高，其次像海淀、朝阳，人口密度低一点，再就是近郊区和远郊区了。不同的地区，土地价格不一样，东城区每亩、每平方米的价格会比较高，其次海淀区，朝阳区、昌平区越来越低。这样一个道理导致了非常正常的变化：这些年来，中国的土地价格是往上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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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土地交易价格的指数。这个指数表明，这些年，土地交易价格是往上倾斜的，土地肯定越来越贵，因为城市化过程在不断进展。城市化过程不完，土地价格上涨不止。
我们要强调，这个上涨过程不应该太快的，应该是比较温和的。它是要上涨，但是上涨速度不应该那么快。但是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是土地价格上涨迅速，房地产价格也是非常迅猛的往上涨。而这样的上涨其中包括了很多因素，也包括货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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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导致的另外一个重要变化是劳动力成本上升。这条曲线是从2003年到2009年的数据，也是向右上倾斜的数据。城市化吸引了大量农村劳动力。尤其是在最近几年，农村劳动力基本被吸引到了城市，农村基本没有青壮年劳动力了。
很多经济学家提到“刘易斯拐点”，我们没有更多富余劳动力，城市再发展、工业再发展，没有那么多劳动力怎么办？只有一个结果：劳动力价格上涨。同样，由于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劳动量相对紧缺，城市劳动力价格往上涨的时候，农村劳动力价格也在往上涨，总体来讲，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是非常迅速的。从这条线来看，城镇劳动力每年以10%的速度上涨。
这是很简单的逻辑，人离开农村向城里，生产农产品的人会越来越少，到市场购买农产品的人会越来越多。大家能想象这个结果是什么？这个结果就是农产品价格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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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图上，浅蓝色的线代表城镇人口的比重，城镇化的人口比重往上涨，农村人口在下降，城里的人在增加，粮食还得生产，猪还得继续养，实际价格还是在往上走，但是可能有时候生产的量不见得能跟上城市人口增加的速度，这就导致一个结果：农产品价格会长期往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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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图显示，2000年以后，农产品批发价格不断往上涨。还有一个食用农产品价格的数据，也说明我国农产品已经步入长期逐步上涨的时期。
我刚才讲的这些变化，主要是由城市化的进程和中国的结构性变化导致的。这种结构性变化导致了不同的产品、不同要素的相对价格变化，例如劳动力价格上涨和土地价格上涨。实际上，所谓价格从来都是相对的，一种要素对另一种要素的价格，一种产品对另一种产品的价格，是相对的。劳动力价格上涨和土地价格上涨在一定的合理范围内，我们是可以接受的，也不能称之为通货膨胀。但是我们现在知道，其实在中国或者全国很多地方，我们所看到的价格上涨，不是这样一种温和的价格上涨。如果说，每年我们的农产品以5%的速度上涨，我们的房价以5%的价格上涨，这是合理的。但是现在并非如此。大家都反映农产品价格上涨的速度不是那么温和了，这种感受是对的。为什么？因为除了城市化所带来的中国大量的结构变化以外，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的货币越来越多了。问题是，多出来的货币是从哪来的？我们要做一个讨论。
贸易顺差造成过量货币供给
在中国，货币供给现在有两个来源，我们称之为货币的水龙头。一个是央行主动发行的货币，央行可以通过调整再贷款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以及其他的手段，对货币发行量进行控制；另外一个水龙头是国际收支，如果国际收支产生顺差，实际上等同于等价的货币供给。在传统社会中，比如在中国明清时期，贸易顺差直接就会变为国内货币，因为当时全球通行的货币就是银子或者银元，国内的主要货币也是银子或银元。拿到手是直接可以在国内用的，有了贸易顺差，你的货币也可以同比例地直接变成我的货币。今天的国际货币虽然不是贵金属，但道理是一样的，已经使国际贸易顺差成为自动的发放货币的机制。
这种机制还有一个特点，它是不能由中央银行直接控制的。我们国家做外贸的企业，他们获得多少贸易顺差，是我们不能控制的。复杂的经济体系最后决定了我们有大量的顺差，中央银行只可能对应地发行央票冲销这么多的货币。因此，关注中国货币发行机制，除了大家经常关注的央行提高准备金率、加息等等之外，还必须关注国际收支平衡所导致的货币发行制度。这在一般人的视野里是看不到的，所以我特别强调这一点。而这个过程的关键在于，中国的国际收支是非常有意思的。2001年加入WTO以后，中国的贸易顺差不断增加。2008年出现了世界金融危机，但即便如此，我们还是有大量贸易顺差。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行货币的来源。
为什么中国会有持续的贸易顺差？为什么中国在国际贸易中占有优势？我们可以用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的“新贸易理论”来解释。传统的贸易理论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即它假定规模报酬不变。但事实并非如此，企业规模变大，带来的平均成本就会下降。他修改了这个假定，即假定规模报酬变化，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较大的国家会优于较小的国家。因为较大的国家有较大的市场，就有较大的企业，也就有较低的平均成本。
中国不仅是较大的国家，而且是最大的国家；不仅是最大的国家，而且是最大的市场。2009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汽车市场，还有什么东西，中国不是第一大市场？我前两年写过一篇文章叫做《巨国效应》。中国在技术上、管理上其实和很多国家比是差很多的，但是我们的优势就是我们是最大的国家。这要感谢我们的祖先，感谢我们的孔子，他们从文化上把中国整合成大的社会，任何政治家、军事家都做不到这一点。
金融危机出现后，中国的贸易顺差优势依然存在。虽然绝对额逐渐减小，但即使每个月只有200亿美元的顺差，也相当于1300亿人民币。大家要注意，这就是在发放货币。因此，我们有了大量的通过国际收支获得的货币供给。有一次开会，有的官员讲了很久的货币政策等等，我说中国的通货膨胀或者货币供给和央行的关系并不是很大，央行的货币政策收得再紧也没有用，贸易顺差依然大量存在，钞票依然源源不断地存进商业银行。2009年贷款增长，不仅是因为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而且是因为这些商业银行有钱可贷出。大量的钱从哪来？就是外贸企业，他们的钱存到商业银行。因此，我们的货币供给在2009年至2010年迅速增长。
中国的货币供给过多最先体现出来的是资产通胀。我们的股市和楼市上涨，2005年、2006年和2007年是最为迅猛的。货币多的时候怎么办？总有地方去流。流到哪？首先是资产上涨。你去买一般产品不具有投资价值，因为一般产品是竞争性的，你买多少就生产多少，没有用处，所以通常情况下，CPI上涨不会由于购买一般产品而形成。因此，货币增加之后，大家首先考虑投资资产，因此股市的高涨就很明显。2009年以后，全球金融危机导致了一些收缩，但中国政府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和将近10万亿的贷款，以及这背后的国际贸易顺差，又导致了货币供给富余，2009年底又出现了高峰。
除了股市，这些钱迅速地涌入到非常值得投资的地方，也就是楼市。楼市的价值不是砖头本身，而是土地。资金涌入以后，楼市价格迅速上涨。在中国这样一种经济环境框架下，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就是楼市投资比别的投资要安全很多。你去投资一个钢铁厂，可能会有铁本的下场；投资一个煤矿，可能会被地方政府没收了，或只给你一个买入时的价格。但是投资楼市，很难想象哪天政府会以你买进价收回。所以，股市也上涨了，楼市也上涨了，中央政府也采取一些调控措施了，这个时候货币就涌向了一般产品市场，最终走到了一般产品的通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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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张图上看，CPI自2009年5月份开始触底反弹，这恰好是股市开始往下掉的时候，资金涌入到一般产品市场。有些产品是竞争性的，买得多就生产得多，产品本身是竞争的，但是生产产品的要素不是充裕的。比较稀缺的是土地，由于大量资金涌入土地市场，土地价格被抬起来，劳动力价格也被抬起来。劳动力的基本成本上升，因为占有空间的成本上升了。假如我是一个民工，到东莞打工，过去睡一个床板，现在同样睡一个床板，但是我会和老板说，现在得涨钱，不然这个床板睡不起了。资产市场投入的货币，没有短期获益机会，因为政府在控制楼市，证券市场表现不好，因此我们跑到产品市场。这是一个方面。
“半个凯恩斯主义”加剧通胀
土地贵了，劳动力贵了，农产品必然贵。农产品是什么东西？农产品是基础性的产品。不管你是一个非常杰出的天才还是一个金融产品设计师，你总得吃饭。只要农产品贵了，别的都贵。这是成本推动的因素。至于相关的政府政策应对，我认为属于“半个凯恩斯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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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上下两张图，上面的图，黑色的是经济波动，红线是政府的调控，也可以理解为政府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所导致的货币量的变动。从图上看出，红线的方向正好和黑线相反，这就是典型的凯恩斯主义。凯恩斯主义是反周期调节，在经济高涨的时候，我们要收缩，经济衰退的时候我们要扩张，这是很简单的理论。现在大家都在说凯恩斯主义，其实不是凯恩斯主义，而是凯恩斯主义的实用主义。其实政府在经济高涨的时候也不太收缩，换作中国的说法，叫做“稳健的财政政策”。为什么叫做“稳健的财政政策”？是因为不想收缩。在经济高涨的时候，不那么收缩。如下面这张图上的红线，虽然有点波动，但都在0之上。经济衰退的时候刺激，经济高涨的时候也不收缩。所以，这叫“半个凯恩斯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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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张是1945年至2009年美国政府支出图表。这条线没有一个地方后面一年比前面一年更低的，都是往上涨。按凯恩斯主义的道理，这条线有些时间应该稍微低一点，再往上走，是比较合理的，但是它一直往上走。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政府实行的就是半个凯恩斯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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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张是1959年至2010年1月美国货币供给量的图示。它和财政支出有一点点区别，就是在有些时候，后一年的货币供给量低于前一年。从这两张图上可以看出，美国的半个凯恩斯主义，不仅是只用半个周期，而且是只用货币政策财政收缩，而不会用财政政策。也就是说，宏观经济两大政策，只用货币政策，不用财政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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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看中国的财政支出，这条线一直往上走，没有打任何磕绊就上去了；中国货币供给量图表也呈现同样的走势。和美联储不一样的是，我们中央银行的专家委员会只是咨询一下而已，没有投票权。所以说，中国是更完美的半个凯恩斯主义。
这样一种单边扩张的宏观经济政策，背后有很复杂的原因。在美国，美国的政治制度，总统是由选民选的，而选民不喜欢衰退，当总统就不能搞真正的凯恩斯主义。在中国，还没有做到真正的民主制度，但是我们的政府也非常脆弱，害怕经济变慢而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所以，为什么实行半个凯恩斯主义，这是第一点原因。
中国习惯采用举国体制，在短期内集中大量优势资源实现特定的单一目标，因此我们的奥运会是成功的。但是经济这件事不能用举国体制，因为经济的目标不是奥运会的目标。奥运会的目标是更快、更高、更强，然而经济不行，经济或者是过犹不及，或者是欲速则不达。经济是寻求均衡的，要是发展太快，必然往下回落。在经济领域中，我们近些年来在所谓的中国模式的陶醉下，宏观经济政策是急功近利的战略举措，目的是尽快见效，由行政部门决定，政府政策最大的毛病就在这儿。“我很快”，“我是第一”，就像前一阵高铁出现的情况是一样的，这不是真正为社会着想，所以出现这个问题。2008年到2009年，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出现了一些问题，对经济放慢过于恐惧，一下砸下去4万亿，而且还非常自豪地向外国人夸耀，我们的4万亿是没有经过人大讨论，所以很快决定了。由于时间并不长，大家能够回忆起来，当时买房是有贷款优惠的，今天想起来，怎么还有贷款优惠的问题，现在很多地方都限购了。恍如隔世。这就是盲目追求所谓的行政效率导致的结果。当然这背后还有其他因素，比如利益集团，尤其央企利益集团占据了大量的贷款，当然他们更喜欢低利率，会少了很多利息。
人民币升值有利于抑制通胀
当通胀确实非常显著以后，又带来一个极端，力度非常大的推出紧缩政策。包括九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五次加息。把水龙头拧的很紧，但是没有用，国际贸易顺差这个水龙头还开着呢。去年10月到现在人民币升值6.6%，今年加大人民币升值的步伐，也是非常明显的应对现有通货膨胀的对策。
原来一谈到人民币升值，很多人会本能地认为，这是美国对中国的损害。这其实是非常大的误解，或者说是非常大的扭曲。他们没有理解到，人民币估值过低会导致长久的顺差。尤其央行的精通经济学的专家，在面对巨大的通胀压力的时候，加快人民币升值的步伐，我认为是非常肯定的。他们最终承认，其实这样一个通胀，不是央行通过提高准备金率、提高利率所能够解决的，他们意识到除了这个水龙头，还有另外一个水龙头。我们必须拧紧另外一个水龙头，只有一个因素可以改变，就是汇率。从去年10月份到现在，人民币的升值速度也是不慢的。
但是，现在有一个比较显著的政策手段，所谓的“限购”和“限价”，实际上是价格造假。我刚才说了，通货膨胀是货币现象，而货币多寡取决于货币供给，而货币供给者是中央银行，一旦出现通货膨胀，谁都不能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只能由中央政府负责。这个时候，施加压力让地方政府限购和限价，因为要把CPI作为各地方政府的政绩指标来考核。但是地方CPI高了，就拉动了全国的CPI吗？这个逻辑正好是错的、相反的，并不是地方的CPI上升拉动了整体指标，而是中央银行没有及时调整汇率，导致国际货币顺差过大，地方政府根本没有办法应对。这样一种做法，行政部门经常出现类似的情况。这是非常需要认真反思和严厉批评的事情。
在这种情况下，把CPI指标分解到各地方。“管不住温度，还管不住温度计吗？”这是事实。我讲一个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我原来住在北京长安街的东端，每次上班都会经过一个标志，上面同时显示时间和温度。后来有一年非常热，我突然发现这个标志上只显示时间，不显示温度了。限购本身并没有改变任何东西，没有改变供给量和需求量，只改变了“温度计”，我不许你买了，所以价格下来了。据说买酒要限价，不许那么高的价格，只会给社会提供一个假的信息，实际货币还是那么多，需求量还是那么大。所以，“限购”和“限价”反映了非常不好的情况，上行下效。
应对通胀的新战略选择
为什么要提战略选择？我们一般说宏观经济政策不是长期性的政策，因为宏观经济是周期性的。为什么在这里讲战略？我们看到，现在的宏观经济现象就是长期现象。我刚才讲半个凯恩斯主义，这不是一个经济高涨和另一个经济高涨之间的事情，它在全世界已经实行了几十年，尤其二战以后。美国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实施，中国在这些年也开始实施，半个凯恩斯主义已经实施了很多年。因此，我们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实施新的战略。
首先，终结半个凯恩斯主义。这个战略选择，不仅中国要选择，而且美国要选择，欧洲要选择。相对于美国而言，欧洲更想摆脱半个凯恩斯主义，欧洲面对的问题比我们严重得多，比如希腊的债务危机、西班牙的债务危机，如果采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债务可以偿还，债务人也有好处。但是现在欧洲想摆脱这种局面，因为欧元不是主权国家的货币，而是一个类似股份公司的东西。一个国家不希望别的国家欠债，却要通过多发欧元去还。但是欧洲人在做这样的事情，非常艰难，大家看到希腊的公务员在游行，他们已经不适应哪怕一点点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了。二战以后，自从有了凯恩斯主义的启示，他们用了其中一半，导致的结果是任何政治家都可以迎和老百姓不喜欢衰退的心理。所以，希腊公务员起来游行，大家看起来很荒诞。反过来也说明，从政治来讲，要终结这种作法非常困难。我认为，理想的宏观经济政策必然是整个的凯恩斯主义，高涨的时候紧缩，衰退的时候扩张。真正的凯恩斯主义，才能避免半个凯恩斯带来的问题。这需要非常强的魄力，需要战略抉择，而在现在非常困难。
其次是人民币战略性升值，从而长期减少外贸顺差。长期的通货膨胀趋势，不是央行去提高准备金率和利率所能克服的，因为这是短期的货币政策，长期来看，一定要扭转我国一直存在的、持续的国际贸易顺差。越多的顺差，造成越多的国内货币供给，多到没有用的地方，多到只能增加价格，不能增加产品的地步。所以，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对人民币进行战略性升值。在中国，对人民币升值有很多争论。其实我们经常在很多场合讨论人民币升值，为了避免通货膨胀，我们有必要人民币升值。当然，有人说，人民币升值，我们怎么办？这样的压力非常大。其实我也强调了，这些人把出口企业的利益夸张为全国人民的利益，他们可以无限夸张，然后说人民币升值损害了中国利益。中国人没有经过思考就接受这个结论，有领导人曾说人民币绝不升值，其实通货膨胀是损害全国人民的，也包括这些出口企业。出口企业说了，为什么还要升值？成本都上升了。那为什么成本上升了？就是因为你赚的钱太多了。背后有政治上的角力。
第三种战略选择，就是从外向型经济转型为内需型。30多年来，美国、欧洲、日本是主要的世界市场，中国对它们的出口带来大量财富。面对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美国再也扮演不了以前那个非常富饶、人口众多的世界第一大市场的角色。世界的经济重心要转到中国来，现在中国几乎是所有产品的世界第一大市场，任何一个企业应该把重心放在哪？应该放在中国，很简单。所以，从外向型到内需型的转变是非常巨大的，这是战略性质的选择。
涉及到所谓内需型，现在有什么样的王牌呢？就是城市化。现在城市化率不到50%，我们还有30%的空间来实现。30%的空间大概可以持续二三十年的时间。前几年我非常乐观的为大家做了预测，中国还有二三十年的好日子。为什么？因为城市化所带来这种投资需求和引致的消费需求是巨大的，是战略性的，每年有大量的需求。大量的农村人口转为城市人口，他们的消费需求会增加。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中国的王牌就是城市化。为什么美国、欧洲和日本没有？因为他们的城市化已经结束了，而中国还有二三十年。我最近说你们这一代人很幸运，只要没有动荡，中国的好日子还在后面。所以，我们还要继续推进健康的城市化进程。现在某种程度上讲，还不够健康，政绩主导的城市化进程，导致土地配置、资金配置不是那么有效。
我喜欢自驾旅游，发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离某些城市越近，马路越宽，上面没几辆车。但离这些城市越远，路越窄，路面越差。这在中国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规律：离政治中心越远，路越窄。到边缘，路几乎就没法走了。为什么呢？这就是行政配置资源结构的后果，当官的把资源配置到领导能看到的地方，领导看不见的地方，他就不配置了。但是这条路需要的时候就得走。有一天我们从六盘山下来要开到西安，十公里的路走了两个小时。行政配置的资源结构，并不是非常有的配置资源，所以，要有健康的城市化过程，要有政府和市场比较好的结合。更多借助于市场进行城市化资源的配置。
另外一个附带的问题，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土地供给问题或者房地产供给的问题。我前几天写过一篇文章，说现在的房价贵，其实最重要的原因是政府政策将很大一块房地产供给排除在外。这大块的供给什么？就是农村集体土地上建设的房屋，这些房屋被城市围起来，它的规模有多大？2007年，国土资源部有一个统计，大到当年整个房地产存量的三分之一。也就是说，我们如果完全放开农村集体土地建筑，让他们进入市场进行交易的话，房价问题根本就不是问题。所以，房地产价格上涨，还有一个问题，是政府对土地资源的垄断，甚至通过行政手段排斥房地产的大量供给导致的。如果我们放开的话，这根本就不是问题。
我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
主持人：我觉得盛洪老师最后半个小时的演讲是最精彩的，他讲到“价格造假”，是非常勇敢的言说。我们这个时代，更需要这样有操守、有道德的言说。感谢盛洪先生！接下来进入互动时间，在座的同学可以自由发问，盛洪老师可以回答学生提出的任何问题。
提问：盛洪老师讲到人民币升值，升值到多少才能保证避免日本出现的经济十年不变化？
盛洪：人民币升值多少是不能由经济学家计算的，而是由市场决定的。应该也有相应的管理。货币现象有非重要的特点，一方面通过交易形成价格的浮动；另一方面，货币的本性决定了货币不应该变动过大。这个机制是通过市场探索到大致的浮动点，在这个浮动点附近设定一个范围。让它不产生过大的浮动，在一个大致的范围浮动。
日本的广场协议和它所带来的影响，不能简单只看广场协议本身。日本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或者通过关税、配额来限制进口，同时包括日本国内销售渠道垄断的保护，导致日本长期的存在顺差，而且顺差成为一种追求。我们在探讨中国的机制的时候，一方面我们希望人民币有战略性的升值，但另外一方面，要特别强调，我们的升值结构一定要使中国的贸易顺差下来，变成基本的贸易平衡，甚至某些时候是贸易逆差。我们认为比较理想的中国模式，当然不是日本的模式，我们可能向美国靠一下。美国是通过贸易逆差发行美元，而中国可能介于两者之间。人民币汇率到一定高度，国际收支是平衡的，我们就可以避免出现日本的情况。
提问：对于人民币升值，您的说法非常正确，但如何消除人民币升值导致的资本流动带来的负面影响？
盛洪：所谓的宏观经济政策，比如财政支出和CPI，不是单向的关系。不要忘记一个问题，CPI没有下来，就是因为财政支出没有下来。这是互动的问题。为什么经济增长率都是正的？正常的经济增长应该允许出现负的，只是大家已经习惯这个结果，所以才认为经济增长率应该是正的。本来是有春夏秋冬的，你不喜欢冬天，但是没有人有本事把冬天去掉。而半个凯恩斯主义实际上是人为地去除了经济的冬天。
我这个说法很残酷，在座没有人喜欢经济的冬天，但是这个世界唯一的真正可以预期的理论，就是阴阳理论。你能知道中国明年6月份一定是夏天，这个预测是没有错的。这是一种阴阳变动、周期循环，经济也是一样。大家不喜欢经济衰退，但是半个凯恩斯主义会累积出很多负面结果，包括全球经济危机，中国也在朝着这个方向走。
关于投机热钱，我认为它是短期的，而且它是预期在有管制的情况下，做出变动的时候，进行投入。假如是市场机制，就没有那么多热钱了。我刚才讲的机制，是市场机制，由市场决定。这个热钱问题只是短期的问题，不是长期的问题。长期是均衡的，这是没有问题的。
提问：谢谢盛洪老师，我是从海南过来读MBA的，我想问一下，我在日常生活中非常困惑的问题，现在中国政府开始限购，二三线城市也开始限购，据我所知，很多大的房地产开发公司资金链在紧缩，但是房价依然上涨。我想问一下，在最近一两年中，房价会降吗？
盛洪：我刚才讲过了，房价背后就是土地价格，而土地价格和城市化过程相关。从长远看，城市化过程不完，土地价格上涨不止，这是长期趋势。会不会又在短期价格下降呢？有时候房价上涨过猛，和大量的资金涌入有关，可能会使房价在短期迅速上涨，出现泡沫，可能会有非常短暂的下跌。因为原来所谓的房价上涨过猛，会下跌，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合理的房价上涨还在往上走。所以，从目前来讲，要做一个战略判断：房价基本是上涨的，个别的时候有下跌。但你是抓不住那个机会的。大概在2009年春节前后，北京房价曾有过短暂下跌，但仅仅是昙花一现。基本就是这样的逻辑。谢谢。
提问：盛洪教授您好，市场上过剩的货币在投资房地产之后，导致楼市价格和农产品价格的迅速上涨，在国家治标不治本的调控正下，您认为过剩的货币会投资到这两个领域还是下一个投资目标？如果寻找下一个领域，会是什么呢？
盛洪：这个我没法预测。经济学家能做的只是预测长期趋势，你可以问更多的企业家，他们比我知道的多，让市场去决定吧。
提问：感谢盛洪教授的精彩演讲。我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一是利率问题。虽然央行五次加息，但相对于现在的通货膨胀情况来看，现在的利率依然相对较低，盛老师对此有何评论？其次是高利贷的问题。相对于银行贷款的减少，近期有大量资金涌入地下高利贷市场。对这个现象，盛洪教授有什么看法？
盛洪：存款利率相对较低，是因为中国现在的商业银行利率不是市场利率，而是中央银行管制的利率，不是商业银行自己定的。管制利率现在是偏低的。为什么偏低？我认为背后有利益集团的影响。利益集团占有大量贷款，他们的利益就是较少的融资成本，较低的存款利率，我们仔细研究会发现，我们的存款利率还是低于合理的水平的。
由于央行规定的较低的存款利率，大家都很理智地不再把钱存进银行，因为每个月会损失5%或更多。这种情况下，由于贷款比较紧缺，尤其是那些民营企业，他们不太能够从国有银行贷到资金，所以必然有非常普遍的民间借贷市场。其实这个市场缓解了很多民营企业的资金需求，因为他们需要有钱，所谓的高利贷的盛行，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反过来讲，高利贷从经济学上讲，从来不是一件错事。为什么有高利贷？因为没有低利贷。借款人当然想有更低利率的贷款，但在没有低利率贷款的时候，借他高利贷的人就是好人。其实我们鼓励发展高利贷，鼓励发展民间金融，但结果是高利贷越多，利率就越低，因为货币多了。所以鼓励高利贷的结果就是低利率。
我最近看到释放出来的一些信号，可能在为央行或者当局整治民间借贷制造舆论，他们放出这样的信号，很显然，民间的借贷市场就不稳定，大家都很害怕。反过来，如果我们的社会朝另一个方向变，我们首先承认民间借贷，发展民间借贷机构，他们就会更坚定信念，做这件事情是受到保护的。所谓民间有什么问题，一定是政府有什么问题，因为他不承认对产权的保护，说不定哪年说变就变了。所以，从某种程度讲，我们要正确对待民间借贷，正是因为国企尤其是央企的影响，不许民间银行发展，民间供给的借贷才不充分。我们看到的现象，恰恰要想到，我们要进行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使中国的银行体系和中国的金融机构更为多样化、更为充分、更有效。
（根据录音整理，经本人校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