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所长 杰弗里•萨克斯 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
上周的20国集团(G20)峰会标志着欧元区长达三年的自救努力以失败告终。欧元区将获得拯救，但不是自救。它的生存将要感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新兴经济体。
对法国来说，此次峰会就是在自家门前丢脸。尽管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Nicolas Sarkozy)呼吁召开一次“新世界、新观念”(New World, New Ideas)的峰会，但峰会实际上是围绕旧世界和旧口角的。德国、法国、希腊和其它邻国之间恶语相向，G20其它成员则惊异于欧洲的内部纷争。
欧元区的麻烦已经从2009年的可控地区性危机，急剧扩大为如今的全球危机。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欧洲已经无法为自己的行为善后。何以至此？
首先，就如何分担损失达成一致永远是困难的，而在一个由17个欧元区成员国、强大的银行、互相重叠的欧洲官方机构、公众不满情绪以及数十种政党组成的世界里——其中最少数人掌握着最大的谈判筹码——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正如博弈论所预测的，正统芬兰人党(True Finns)、斯洛伐克人、欧洲央行(ECB)、债权银行和其他方面的搭便车行为，使得对任何事情达成合理的一致都变得几乎不可能。在基本面不明朗、缺乏可信的最后贷款人的情况下，欧洲金融市场遭遇了一波又一波自我实现的恐慌。
第二个原因是技术过程的失灵。欧洲热切期望听到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的意见，而她只是偶尔发言，并且通常只在欧元区峰会前夕透出只言片语。对于高度技术性的问题，欧洲几乎没有技术上的准备。德国的联盟政治占据主导。德国人用多种不同的声音发言，发言者包括各政党、总理、财政部、德国央行(Bundesbank)以及德国联邦议院(Bundestag)。就连法国也是从每次峰会前默克尔和萨科齐的会晤中了解德国最新的战略。
第三个原因是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和欧洲央行的具体失职。它们的失职有许多理由，从让-克洛德•特里谢(Jean-Claude Trichet)的领导乏力，到行不通的《里斯本条约》(Lisbon treaty)，到德国和法国对布鲁塞尔的轻视。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担任欧洲央行的新掌门人将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提振作用。
欧洲的种种缺陷在戛纳峰会上得到了充分的展现。萨科齐毫不犹豫地责备起希腊和意大利的领导人。意大利总理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则进一步表现出对现实的逃避。默克尔一如既往地所言甚少。美国更加惜字如金。美国经济影响力的下降一目了然。
G20余下成员表达了援助的意愿，但不是把钱直接扔到这滩浑水中。没有国家表示对投资于欧洲纾困基金感兴趣。中国、巴西、俄罗斯和其它新兴经济体发出的信息很明确：外部援助将通过IMF提供，因为它具有技术专业性和全球性，并独立于欧洲的日常政治。简言之，外部援助是有条件的。
在欧元区解体之前，IMF、欧洲央行和欧盟委员会还有最后一次采取行动的机会。IMF的新任领导人担负着最大的责任，在设计全面解决方案方面担任领头羊的角色。欧洲政客和G20的其它成员必须敦促希腊与IMF、欧盟委员会和欧洲央行合作，解决尚未解决的问题。IMF尤其必须拿出智慧，精心设计可以为社会接受、并且在经济上可行的方案。
首先，希腊的偿债负担必须得到果断和可持续的削减，不论是通过降低利率、减记债务面值还是二者相结合。债务削减必须同时涵盖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持有的政府债券。力度也必须足够大，使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率能够在10年内逐步、可信地降至可控的水平。还必须有明确的战略来解决不合作债权人的问题，比如拒不加入自愿债务重组的秃鹫基金(vulture funds)。
希腊各银行（实际上还有许多欧洲银行）也迫切需要流动性，因为希腊银行存款和贷款的流失正在损害经济，也损害了税收。保证银行的流动性必须比银行资本重组进行得还快。在历经曲折之后，欧洲央行必须果断付诸行动。如果德国继续反对欧洲央行履行这一重要职能，IMF应该加强对欧洲央行作为最后贷款人重要性的强调。
为了使相关调整措施可信，欧洲需要来自欧元区外部、经由IMF提供的财政支持。我们来到了一个时代的终结点，不仅对欧洲如此，对全球也是如此。新兴经济大国拥有财政盈余和经济增长，并在全球稳定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们有能力为多边体系提供新的支柱。在首脑会议上，传统经济大国将不得不为他们腾出更多的空间。
作者为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Earth Institute at Columbia University)所长，著有《文明的售价》(The Price of Civilis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