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2009年底希腊债务问题浮出水面为标志，欧债危机已经发生两年多时间。为什么欧盟这个治理能力最为成熟的区域却出现了危机此起彼伏的局势?为什么最发达经济体反而成为拖累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大不确定因素?为什么欧盟两年多开了十几次峰会仍不能遏制危机演进，反倒陷入越来越纠结的困境?
欧债危机的重要性和深刻性不亚于美国金融危机。欧债危机仍在深化中，人们对其成因的认识也在深化。欧债危机背后有三层根源：一是高福利高消费政策的直接根源;二是欧元体制诱发举债的深层根源;三是一体化战略设计走偏的历史根源。只有准确认识危机根源，才能更好地把握其演变前景，并汲取有益启示和采取正确应对政策。
福利支出脱离经济实力超前增长，高福利高消费政策是赤字根源
高福利高消费政策导致欧元区部分国家持续高赤字，进而导致债务不可持续并提供蕴育危机的温床。具体观察，欧盟社会福利体系主要由政府对伤残、养老、失业、住房、医疗等八类保障性支出构成。据北大国发院李昕博士整理相关数据显示，2007年危机前，PIIGS(俗称“欧猪五国”)除爱尔兰外，上述八项社会福利支出占比都高于OECD国家均值，爱尔兰该占比值在2009年也上升到大幅高于OECD均值水平。计量统计分析证据显示，高福利支出与高债务负担存在显著的正向定量联系。
面临较大债务风险的欧元成员国在新世纪最初十年，上述社会福利增速都不同程度高过经济增速。2001-2010年间希腊福利支出年均增长9.4%，经济年均增长5.6%，福利增速比经济增速高出近七成。同期葡萄牙和爱尔兰福利年均增速分别为7.8%和11.1%，经济年均增速只有3.5%和5.3%，福利比经济增速竟高出一倍以上。西班牙和意大利福利增速也不同程度高于经济增速。这些国家福利支出增速也高于欧元区其他国家。例如在人均医疗、住房补贴等重要福利项目上，这些国家支出增速与德国比较都大幅甚至成倍上升。
福利支出脱离经济实力超前增长，导致后来“问题国家”在欧盟27国福利支出占GDP比重排名榜上位次不同程度前移。1999年希腊福利支出占GDP比例在欧盟27国中名列第13位，2007年已蹿升到第1位。爱尔兰从1999年第27位上升到2010年第12位，葡萄牙和西班牙分别从1999年第23和19位上升到2010年第10和15位，意大利从1999年第6位提高到第4位。由此可见，高福利高消费助推欧债危机判断得到广泛证据支持。
欧元体制催生债券泡沫膨胀并最终破灭
高福利影响不言而喻，然而如果把欧债危机仅仅归结为高福利制度下寅吃卯粮的故事，会大大低估欧洲目前困境的复杂性和特征性。高福利高消费是凯恩斯政策在战后西方社会制度化后的普遍倾向，但欧债危机为什么没有更早发生?为什么欧债危机国福利相对支出近十年才快速提升?债务率更高的日本为何尚未遭遇危机冲击?美国虽然债务率高企为何仍能大体控制局面?
略加思考不难发现，认识欧债危机需超越高福利表层原因，探讨欧债积累与欧元体制的深层联系。危机国的高外债是认识切入点：日本政府债务率高于所有欧债危机国，美国政府债务率也高于欧元区平均水平，欧元区危机国债务突出特点是外债占比最高，并且“国际投资净头寸”(Net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position：NIIP)负值高。
以2009年外债占GDP比重为例，PIIGS五国中希腊外债占比最高为96.9%，西班牙最低为29.4%，平均为58%，同年美国、日本和中国该指标值分别为27.6%、6.1%和0.2%。同时PIIGS都录得较大比例负值外部投资净头寸：2010年意大利NIIP占GDP比重为-24.7%，其它四国在-89%到-108%之间。外债比例高意味着危机风险高，高负值外部净头寸意味着无法调动国外资产应对流动性困难，在面对外部环境逆向冲击时最为脆弱。
经济学常识表明，存量意义上巨额外债必然通过流量意义上国际收支持续逆差积累而成，因而高外债危机形成机理要在特定国际收支失衡机制下加以阐释。从这个角度看，两重效应揭秘欧元体制下欧债积累的特殊机制：一是成员国“竞争力差异效应”通过实际汇率和经常账户持续失衡派生外部举债需求;二是资本市场“收益率扭曲效应”为成员国一度以低成本外部举债提供现实条件。外部失衡伴随外债累积，在特殊内外环境下满足“完美风暴”条件并最终引爆危机。
欧元设计建立在最优货币区理论基础上。该理论认为统一货币有助于甚至会“内生出”劳动市场等实体经济领域的快速收敛。然而欧元实践与理论假设有不小差距：引入欧元后，区域内劳动市场收敛非常有限，反而出现成员国之间外部竞争力差距扩大趋向。一些早先竞争力较弱成员国与较强国比较，工资与生产率增速匹配差异派生单位劳动成本差距扩大，导致实际汇率与外部竞争力逆向变动。
以2000-2008年德国工资变动为基准，同期希腊工资相对上升16.5%，爱尔兰上升12%，葡萄牙、西班牙分别上升7%和8%，意大利升幅为3%。考虑各国相对德国劳动生产率变动差异，同期五国单位劳动成本相对上升幅度在25%到47%之间。事实表明，影响劳动市场的非制度性因素摩擦系数远远高于最优货币区理论假设值。
单位劳动成本相对增长直接传导为实际汇率升值和外部失衡。2000-2008年间，爱尔兰相对德国实际汇率升值约50%，希腊、西班牙、意大利和葡萄牙分别升值27%、31%、34%和24%。同期每年五国经常账户无一例外录得逆差，希腊和葡萄牙年均逆差占GDP比例高达9%-10%，西班牙在6%以上，2005年以后逆差占比呈扩大态势。由此可见，单一货币虽能固定名义汇率，但无法消除成员国之间有效实际汇率及外部竞争力相对变动。
一国结构性对外逆差持续扩大，逻辑上需要某种转移支付机制提供融资。现实应对无非用两类方法：一是通过国际资本市场发债融资，但是收益率飙升会很快传达债务不可持续信息;二是迫于压力自我调整。外部逆差需要本币贬值调节，然而汇率传导效应会引发国内通胀从而使本币难以实际贬值，因而调整外部逆差通常要伴随国内财政、投资、消费紧缩措施才能奏效。这类痛苦调整经历对中国并不陌生：上世纪80-90年代经济过热导致外部逆差过大，我们曾多次“勒紧腰带过日子”，才使开放宏观经济重回可持续增长轨道。
历史上欧洲各国国债收益率差异相当大。早年希腊与德国长期国债利差高达十多个百分点是常事，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通常在3-6个百分点，爱尔兰较低也有2-3个百分点。各国差异性收益率溢价显示不同国家在资本市场举债融资受到相应约束，体现宏观经济规律对政府行为的制约作用。引入欧元使这一市场约束机制一度松弛甚至解除。2001-2008年欧元成员国相对德国利差都降到半个百分点以下，为早先高收益率国家从国际资本市场廉价融资打开方便之门。
欧元区发债总额从1990年2.15万亿欧元上升到1999年3.41万亿欧元，九年增长约70%;引入欧元后发债额增长到2008年14.32万亿欧元，八年增长两倍多。中央政府发债额在1990-1999年间从8835亿欧元上升到1.165万亿欧元，九年增幅不到30%;引入欧元后到2009年上升2.58万亿欧元，十年增长一倍多，比前期增速高出两倍多。就此而言，欧债危机是欧元体制下收益率扭曲催生债券泡沫膨胀并最终破灭的结果。
一体化战略和欧洲联邦理想的走偏及其历史根源
战后西欧主要国家吸取近现代历史教训，通过“莫内-舒曼煤钢合作计划”起步推进区域合作，随后构建欧洲经济共同体，探索尝试汇率合作机制，到上世纪80年代末已初步建成商品、人员、劳务、资本自由流动的统一大市场，并以此为基础在上世纪90年代初成功创建欧盟。欧洲区域合作几十年持续推进，促进了区内经济增长，提升了欧洲的国际影响力，对全球政治经济多极格局形成发展产生了广泛、重要和积极的影响。欧洲经验名至实归地成为区域一体化教科书的范例和标尺。
进入上世纪90年代，在如何谋划更高水平“超国家实体”问题上，欧盟面临不同思路选择。一种是马斯特里赫特条约(Maastricht Treaty)规划的欧元先行战略思路。要通过率先引入统一货币来推动财政、政治、治理结构改革，加快实现更高水平一体化和欧洲联邦理想。从经济分析角度看，这一战略建立在以下假设推断基础上：假定统一货币能大幅降低交易成本并加快推进区内贸易、直接投资和金融一体化;市场规模扩大提升成员国竞争力以及获取流动性便利;更大规模和联系更紧区域合作有助于降低外部冲击影响和稳定物价;统一货币通过“内部风险共享”机制推动财政和政治一体化。
另一种思路主张稳扎稳打，借助已有体制合作平台，加深培育成员国融合意愿，逐步建设包含财政、货币、政治、治理结构的更高水平同盟。他们虽也认同统一货币终极目标，但是反对急于求成，质疑先验设定引入欧元时间表。1992和1998年分别有60位和160多位德国经济学教授发表联合宣言，高调阐述反对欧元先行战略立场。他们认为从理论上看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收敛标准不足以定义最优货币区，稳定与增长规定不足以确保货币联盟需要的财政稳定条件，欧元体制难以解决成员国相对竞争力差异问题，欧元正面经济和政治效果被夸大。他们断言：“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而不是条约的质疑者，将欧洲通过平顺道路谋求共同增长的机会置于危险境地。”
历史告诉我们，当年货币先行派构想在争论中胜出，推动欧元如期问世并一度有不俗表现。不过正在发生的历史显示，稳健推进派的警告并非杞人忧天。观察欧元运行十余年的经验，可以看出，欧洲精英当初选择货币先行战略的几点判断偏差为目前危机埋下种子。
第一，2005年前后《欧盟宪法条约》公投闯关失利事实表明，货币先行战略高估了欧盟主要成员国主流民意对以进一步让渡主权为代价换取更高水平区域制度融合的意愿，也高估了通过引入统一货币能快速催化上述共识形成的效果。与历史上一些重大制度设计类似，欧元战略家作为历史当事人在评判其推荐和偏好的制度可行性上更容易高估走偏，从而使欧元先行战略面临冒进风险。
第二，为欧元制度量身订做的《稳定与增长公约》于1997年通过，欧元战略家试图借助其中有关财政赤字和负债等方面规制防范成员国财政失序给欧元运行带来损害。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事实显示这个公约确实是“不会咬人的看门狗”。
2002-2004年德法两国率先触犯财政超标红线，却以自身特殊影响力绕过规制免受责罚，昭告世人“稳定公约不稳定”。当时有识之士就评论这一事件是欧元的灾难。
第三，欧元体制设计既没有考虑危机治理措施，也没有规划成员国退出机制和程序，等于是一厢情愿地假定欧元制度天衣无缝，因而不可能发生危机。这个危险假定反应欧盟精英在创造欧元体制时面临务实应变与承诺坚定要求之间的两难矛盾，更折射出人为制度设计无法回避的知识冒险与执行层面的固有局限。
欧债危机不单是华尔街金融危机的余震，也不仅是高福利导致的一般债务危机，其根源深植于欧元体制内在局限与一体化战略选择偏差。欧盟目前面临经济、银行、债务、货币等多重危机和风险并发的困扰。成功治理欧债危机必要的“紧缩、减债、改革”组合措施中，表面看似紧缩难，其实各国在进一步让渡主权、“交换”更高层级一体化问题上面临更为揪心的选择。这才是“欧洲问题”的实质内涵。世人在关注，近现代曾引领世界潮流的欧洲将如何回应历史新挑战。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