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座名为拉奎拉的意大利小城里，有六位地震学家以及一位政府官员被送上了法庭。虽然此事在国外并未引起多大的注意，但它对科学家，工程师，行政管理者以及司法系统所造成的影响却是全球范围的。
拉奎拉这座城市曾经在1461年和1703年遭到地震的严重破坏。人们实施了灾后重建，将其最终发展成为一座拥有超过7.3万人的城市，并保持了300多年的稳定——直到2008年10月重新出现微震为止，而在随后的2009年1月1日到4月5日间又发生了合共304次微震。
而由上述7位受审者所组成的意大利国家大型灾害预防委员会于2009年3月31日在拉奎拉召开了一小时的地震评估会议。根据当时的会议记录，有人询问意大利国家地球物理学及火山学研究中心主任恩佐·波斯齐（EnzoBoschi）这些微震是否会是一场类似1703年地震的前兆。波斯齐回答说：“短期来说不可能发生类似1703年那样的灾害，但也无法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
谁知就在几天后的4月6号，一场里氏6.3级的大地震袭击了拉奎拉城以及附近城镇，造成超过300人死亡1500多人受伤。地震同时摧毁了近2万栋房屋，致使6.5万人无家可归。
在此次地震发生一年多之后的2010年7月，检查官法比奥·皮库迪（FabioPicuti）以误杀和玩忽职守罪对委员会成员提起公诉，认为他们未能将如此迫近的危险告知公众。法庭于去年9月年开庭，预计审理过程就算不超过一年，至少也将持续数月。
在皮库迪在2010年6月公开此项起诉之时，《科学》杂志执行出版人艾伦·莱施纳（AlanLeshner）代表美国科学促进会向意大利总统乔治·纳波利塔诺（GiorgioNapolitano）递交了公开抗议信。他在信中写到：“对这些科学家的指控是不公平而且幼稚的……对于地震的预测，目前并没有公认可靠的科学预警方法可以使民众避免一场即将降临的灾害。”美国地球物理学联盟以及数千位科学家也反对这一指控行为。
据报道，皮库迪回应说：“我并不是疯了。我知道他们无法预测地震。这些指控的依据也并不是因为他们未能预测地震。但作为国家公职人员，他们承担着法律赋予的特殊责任：衡量并定义在拉奎拉所出现的那些风险。”
在1989年，一份名为《增强危机沟通》的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报告就建议使用一种“交换信息和意见的互动程序”来取代原先那种由专家来知会非专家的单向沟通方式。报告认为由于可供利用的知识有限，只有在所有参与者都认为自己得到了相关事务充分信息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危机沟通。但这种信息交换方式在超过20年后——也不仅限于意大利——依然未能完善。
科学，技术和法律之间的互动正逐渐变得复杂。随着科学技术的介入，危机风险评估以及科学家与政府官员之间的对话也必须做出调整。在灾难袭来之前，双方都必须持续评估当前的法律是否为科学家和官员们的分析和公共沟通提供了清晰可行的操作标准。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那些最优秀的科学家和行政管理者都将噤若寒蝉。
在2011年，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以及联邦司法中心发布了厚达1016页的《科学证据参考手册》第三版。虽然该手册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助法官和律师理解法律证据背后的科学依据，但其索引中却没有任何关于地震的条目。此外手册也只是在医疗证词方面粗略提到了一些与危机沟通有关的内容。
考虑到这些不足之处，必须在对法律界人士，政府官员和政策制订者们的核心培训和继续教育中加入关于科学工程以及其社会应用的内容。而立法者，检察官和法官也尤其应当明白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工程学有其长处，但也不是万能的。
与此同时，自然科学家必须学会与工程师，公共行政管理者和社会科学家（比如经济学家，人口学家以及心理学家）更有效地进行合作并交流某些科学发现所可能揭示的后果，尤其是当这些发现关系到某些重大风险之时。
实际上，这些风险一直盘踞在我们身旁。在2011年2月，新西兰克莱斯特彻奇市的里氏6.3级地震就造成了近200人死亡。而在随后的3月，日本东北大地震夺去了1.6万人的生命。在今年3月11日的大地震周年祭临近之时，日本科学家在2012年1月发表预测，认为在2016年以前在包括东京在内的京都南部地区有70%的可能会爆发另一场大地震。那么面对有朝一日可能袭击加利福尼亚的大地震，我们美国人又准备好了吗？
约尔·E·科恩是洛克菲勒大学以及哥伦比亚大学人口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