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前财长 劳伦斯•萨默斯 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
无论谁在今年的美国大选中胜出，三件事的综合效应将迫使总统和国会深入解决财政问题。这三件事是：前总统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的减税政策到期、再次提高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联邦政府借款上限，以及国会强制封存机制，该机制将在2013年自动削减国内支出。相关决定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美国的未来。
对许多观察人士而言，减赤辩论的核心问题是，对“享受福利的权利”可以做些什么。与人口老龄化相关的支出增长，将是引发联邦支出增长的主要因素。
退休人口相对于工作人口越来越多意味着，如果不进行某种形式的增税，当前社保福利金与薪资的比率将是不可持续的。政府迟早得增加财政收入或者削减支出。
但是医疗成本的发展轨迹，将是决定预算局面的单一最重要因素。尽管几乎所有人都同意有必要遏制联邦支出，但做到这一点的难度可能比许多人想象的要大。
当然，一些受益人可以承担更多的政府保险费用。官方也应采取相关步骤，如医疗事故制度改革和进一步鼓励预防医学。然而，不改变私营医疗体系（这在政治上不太可能让人接受），美国在遏制联邦医疗支出方面就不会有大作为。
然而，无所作为的后果将是联邦医保项目客户获得的服务减少，这同样让人无法接受。鉴于新技术、生活方式变化和私营医疗体系持续改变带来的不确定性，医疗改革将会、而且应该是一个持续的项目。
在大幅减赤的背景下，较少讨论的是税收改革。出于多种原因，美国应该在2013年大幅修订税法。
首先，美国将需要征收更多的财政收入。今年，联邦政府税收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率将低于16%，远低于二战后的平均水平。现实是，美国社会日益老龄化、医疗成本日益上升、一旦利率恢复正常水平后偿债成本将飙升、我们所处的世界仍然危险（我们的盟友不断减少军费，而潜在的对手迅速增加军费），还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不能保持稳定工作，这一切意味着，未来很有可能需要提高联邦支出与GDP的比率。
将企业边际税率或个人所得税率提高至超出克林顿时代的水平，将带来激励效果方面的严重问题，还可能鼓励避税活动。无论如何，这在政治上都不太可能行得通。
一个好得多的增收策略将源于鲍尔斯-辛普森(Bowles-Simpson)两党委员会的观点：即税收支出是一种政府支出形式，如果这些支出在当前环境中变得不合理，就应该被削减。
其次，在不平等现象日益严重之际，当前税收制度在某些方面显然是不公平的。正如人们公认的那样，美国富人变得更富有——在过去的一代人期间，最富裕1%人群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从10%左右增长到20%左右，而中产阶级收入陷于停滞。
关于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的原因、降低不平等在政府政策的核心目标中应该排在第几位，以及过分累进的税制可能产生的挫伤积极性的效果，存在很大的讨论空间。但有一点无可否认，现行税制中一些代价相当高昂的方面对最幸运的人群有利，几乎完全没有道理。例如，近期的政治辩论暴露出了一些漏洞，这些漏洞让少数人得以利用免税的个人退休账户(IRA)积攒数千万美元资金，而几乎所有其他人都受到2000美元缴款上限的约束。
在美国企业五大利润来源地中，爱尔兰、百慕大群岛和卢森堡占了三席，这一点难道不说明避税操作极其盛行？不相信的人应该看看以下事实：2007年，美国企业在百慕大实现的利润为当地GDP的646%。投资机构不是拿自己的资金，而是拿他人的资金去投资，然后收取管理费。针对这类机构的利润激励的税收处理办法，是现行税制不当的另一个例子。
这类例子不胜枚举，它们之所以具有重要意义，不仅因为美国财政部有可能收到税款，也因为税制可以变得更加公平。它们也体现出特殊利益群体左右基本经济政策的力量。鉴于目前各方对联邦政府严重缺乏信心，改革可能成为重树信心的一项重要举措。
第三，现行税制一方面实际税收收入过少，并给各种避税操作留下许多空子，另一方面给经济活动造成了过大的负担。在企业税率为全球最高水平的法律管辖区，企业会想方设法，利用转移定价等手段尽可能地少报在美国实现的利润。高税率也会鼓励债务（而非股权）融资。考虑到员工要面对高税率，雇主会设法提供各种免税津贴作为补偿，而不是发放现金。过高的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以及所得税与资本增值税的巨大差异，促使他们把过多时间耗费在把普通收入转变为资本增值的问题上。
虽然美国税法时常修订，但重大改革通常是一代人一次。上次重大改革发生在1986年，所以我们早就应该再来一次重大改革了。辛普森-鲍尔斯(Simpson-Bowles)提案中建议，取消所有导致财政收入减少的税收支出，同时大幅下调税率。不妨以此为出发点展开讨论。
一个微妙的问题是，在2012年底至2013年这段潜在的独特机会之窗，华盛顿方面应如何为重大税制改革做好准备？时机非常重要，不仅是因为有这么多减赤活动，也是因为如果收入方改革没有处理得当，支出方改革的落实难度将会大得多。
人们忍不住会说，总统候选人都应提出详细的税改方案，让选民能够选择。但现实不太可能是这样的。在竞选期间越多讨论税务问题，候选人不由自主许下的承诺就会越多——他们将承诺永远不做某些事，这可能使税务改革难上加难。
还有一种做法是：两党领导人应承诺把促进经济增长、体现公平和降低赤字奉为税改目标。他们应当承认，所有导致财政收入减少的税收支出和特殊减免税措施都必须放到桌面上重新讨论。他们应确保自己的工作人员拟定各种各样的改革方案。相关的国会委员会应当听取各个派别专家的作证。然后，在大选结束之后，应当立刻展开磋商。在下届总统任期中，很可能没有什么事情比税改更加重要。
本文作者为哈佛大学(Harvard)查尔斯•W•艾略特大学教授(Charles W. Eliot University Professor)，曾任美国财政部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