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和其他地方，收入不平等的问题自1970年代以来一直在恶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富裕人群和其他人群之间不断扩大的差距。现在，这种不祥的反民主趋势终于引起了公众的重视，在政治性的高谈阔论中也有了一席之地。要制定理性和有效的应对之策（如果要有应对之策的话），首先必须理解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收入不平等的不断加剧。迄今为止的讨论已经提出了若干可能的原因：最低实际工资被侵蚀，工会和集体谈判的衰变，全球化和来自穷国低工资工人的竞争加剧，技术进步以及随之而来的劳动力市场的需求转变。这些转变导致中等职位的消失和劳动力市场的两极分化：一极是要求最佳教育和技能的高端职位，另一极是属于普罗大众的、只需低教育和低技能即可胜任的底层职位。
这些可能的原因中每一个看来都含有一些真理的要素。但即使把它们放在一起，似乎也难以得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画面。它们至少有两方面的不足。首先，这些原因都很难解释一个显著的问题，即处在收入分配最顶端的1%人群与社会其余人群之间的收入鸿沟日益拉大。其次，这些原因似乎都是一些外部的或偶然的因素，而这个在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发达经济体持续40年的趋势，更可能是由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的一些内在的深层力量所推动。现在，我们终于有了托马斯·皮凯蒂，一位42岁的法国经济学家，来填补这些空白。我的一位朋友，一个出色的代数专家，最喜欢使用的赞美之词是“严肃认真”。他会说，“Z是一位严肃认真的数学家”，“那幅画是一件严肃认真的作品”。借用他的说法，皮凯蒂的著作确属严肃认真的研究成果。
这是一部长篇论著，577页密集排印的正文加上77页注释（我要声讨这些出版社编辑，他们把注释放在书的最后，而不是与所属正文放在同一页，好像不想让我这样的读者读完全部注释），还有大量“技术性附录”放在网上供读者使用，这些附录包括数据表格、数学论证、文献索引，以及皮凯蒂在巴黎（非常精彩的）授课讲义的链接。阿瑟·戈德哈默（Arthur Goldhammer）的英文翻译读起来也非常流畅。
皮凯蒂的研究路径是首先对跨时间、跨空间的数据进行全景式的解读，然后再由此向前推进。他和他的合作者，其中包括另一位年轻的法国经济学家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伊曼纽尔·赛斯（Emmanuel Saez），以及现代收入不平等研究的开拓者和权威人物、牛津大学的安东尼·阿特金森（Anthony B.Atkinson），不辞辛劳，整理出了一个规模浩大的数据库，并且仍在对之进行扩充和完善。这个数据库为皮凯蒂的理论提供了经验基础。
整个研究的起点是法国、英国和美国的公私总财富（或资本）的历史演变轨迹，从今天一直回溯到数据可及的最早历史时点。德国、日本、瑞典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相对不很频繁）只要有满意的统计数据，也包括在了数据库中。如果你觉得困惑，不明白为什么一部研究不平等的著作要从衡量总财富开始，且听下文分解。
因为时空跨度极大的数据比较是研究的关键，就有了一个问题：如何找到可比的单位来度量财富或资本，例如把1850年的法国和1950年的美国放在一起比较？皮凯蒂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用同一历史时点上的以本国货币计量的国民收入除以同样以本国货币计量的财富。这样得出的财富收入比率就有一个“年数”的维度。比如刚才提到的法国和美国的比较实际上就可以表述为，法国1850年的总财富大致相当于该国7年的1950年的收入，而仅相当于美国4年的1950年收入。这样把国民财富或资本形象地定义为若干年的国民收入，是整个研究的基础。在经济学中，资本产出比或资本收入比是广泛使用的概念。逐步适应吧。
这里有一个小小的模糊之处。皮凯蒂把“财富”概念等同于“资本”概念交替使用。我们知道如何计算一个人或机构的财富：把所有的资产价值加总，再减去总负债（资产和负债的价值都按市场价格计算，或者如没有市场价格，按其近似值计算）。这样计算得出的结果是净值或财富。至少在英语中，这也经常被称为一个人或机构的资本。但“资本”有另外一个并不怎么相同的含义：资本是“生产要素”，生产过程的一个基本投入，以厂房、机器、计算机、办公建筑或住宅（住宅生产出“住房服务”）等形式存在。这一含义与“财富”可以有所差异。一个不大重要的差异是，有一些资产具有价值，是财富的一部分，但不能生产任何东西：比如艺术品，窖藏的贵金属，等等（挂在客厅的绘画可以说生产了“审美服务”，但国民收入统计一般不会计算这种服务）。更具重要意义的一个差异是，股市价值作为公司生产资本价值在金融市场上的反映，可以剧烈波动，其波动比国民收入更加剧烈。经济衰退时期，在生产性资本的存量乃至其预期的未来盈利能力没有或极少变化的情况下，财富收入比率可以大幅跌落。但只要我们如皮凯蒂一样仅关注长期趋势，忽略这样的计量困难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在此基础上，数据展示了一个清楚的模式。在法国和英国，国民资本与国民收入的比率在1700—1910年间相当稳定，一直在7倍左右，然后在1910—1950年间大幅下降，在英国下降到2.5倍，在法国下降到略低于3倍。这样的下降应该是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所致。此后，两国的资本收入比率都开始攀升，到2010年，在英国达到略高于5倍，在法国达到略低于6倍。美国的情况略有不同。1770年时此比率为3倍多一点，而后上升到1910年的5倍，1920年略有下降，1930年恢复到5—5.5倍之间的高水平，1950年回落到4倍，2010年再次升高到4.5倍。
美国的财富收入比率一直低于欧洲。早期的主要原因是在北美广袤的开放空间中，土地的价值受限。土地当然有很多，但都很便宜。但进入20世纪以后，美国较低的资本收入比率所反映的可能是较高的生产率：一定数量的资本可以支持生产出比欧洲更大的产出。两次世界大战对美国的资本所造成的破坏和消耗当然也比英国和法国要小。皮凯蒂的分析所强调的重要一点是，在所有这三个国家以及其他国家，财富收入比率自1950年以来一直在上升，几乎达到了19世纪时的水平。他预测这种上升在本世纪将会持续下去，带来我们下面将会讨论到的严重后果。
事实上，他的没有很大信心但也不是开玩笑的预测是，到本世纪末全世界的资本收入比率将从2010年的略低于45的水平上升至65以上。这将使整个世界回到少数欧洲发达国家19世纪时的状态。这样的猜测从何而来？或者更一般地说，决定一个经济体的长期资本收入比率的因素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已经被经济学家们研究了大约75年的问题。他们的观点趋近于一个标准答案，此答案被皮凯蒂引用并称之为经济“规律”。粗略概括，这个答案是这样的。
设想一个经济体，其国民收入为100，按每年2%的速度增长（也许时快时慢但我们可以不去管它）。假设该经济体每年都将国民收入的10%储蓄起来用于投资（即增加其资本）。也就是说，如果某年其收入达到100，该经济体的资本存量就增加10。我们想知道它的资本收入比率下一年是否会维持不变，也就是说，能否保持长期稳定。而要使资本收入比率保持不变，该比率的分子必须和分母一样按2%的速度增长。我们已经说过，分子每年增加10。只有当资本存量不多不少恰好等于500时，增加10才等于增长2%。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连贯的故事：这一年国民收入是100，
资本存量是500，二者的比率是5。下一年国民收入是102，资本存量是510，二者的比率仍然是5，而且这个过程一直自动地自我重复，只要国民收入增长率保持在每年2%，储蓄/投资占国民收入的比率就保持在10%。实际存在的情况要更令人惊异：如果资本和劳动联合起来遵循收益递减这一古老而可靠的法则来生产国民总产出，那么不管一个经济体从哪里起步，都会受其内在逻辑的驱使，最终达到一个唯一的、自我再生的资本收入比率。
仔细研究这个例子就会发现，它其实表述的是一个更一般的论点：如果一个经济体按每年g%的速度增长，储蓄其国民收入的s%，则自我再生的资本收入比率就是s/g（在例子中是10/2）。皮凯蒂认为全球产出的增长在未来一个世纪中将由3%下降到1.5%（这是人口增长率和生产率增长率共同作用的结果，他预期二者均将放缓）。他把全球的储蓄/投资率设定在约10%的水平。所以他预期资本收入比率最终会攀升至接近于7的水平（或10/1.5）。如下面会看到的，这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他非常清楚在背后支持这一结论的假设条件可以被证明是错的，毕竟谁也无法预见一个世纪将要发生的事情。但事情完全可能按他预测的那样发展。
关于资本主义经济中的财富，一个关键点是，它会自我再生而且通常会有一个正的净回报。这是下一个要讨论的议题。皮凯蒂建立了英国从1770年起、法国从1820年起至今的“纯”回报率（经过若干小的调整之后）的估计值，但没有包括美国。他的结论是：“资本的纯回报率一直在一个每年4%—5%的中心值附近摆动，或者更一般地说，在一个每年3%—6%的区间内摆动。没有发现明显的上升或下降的长期趋势。但资本的纯回报率在过去一个非常长的时期略有下降，也是可能的。”如果有美国的可比数据，就会很有意思。
现在，如果你用资本的回报率乘以资本收入比率，你就得到资本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额。例如，如果回报率是每年5%，而资本存量相当于6年的国民收入，来自资本的收入就占国民收入的30%，留给劳动的国民收入因此也就是70%。终于，经过了所有这些准备，我们可以开始在两个不同的意义上谈论不平等了。首先，我们已经进入了收入的功能性分配的领域，即来自劳动的收入与来自财富的收入之间的分割。其次，财富较之于劳动收入永远更高度集中于富裕人群（尽管最近的美国历史在这方面看上去有些不同），因此，来自财富的收入在总收入中的份额越大，收入在人口中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可能就越高。关乎一个社会健康的，正是这种人与人之间收入分配的不平等。
这一点经常不能被深刻理解，有必要停下来稍作解释。国民收入中劳动的份额在数学上与实际工资除以劳动生产率之商是一回事。如果有以下两种社会，你愿意在哪种社会中生活：一种社会的实际工资快速上升但国民收入中劳动的份额在下降（因为生产率上升的更快）；另一种是实际工资和生产率都处于停滞状态，因而国民收入中劳动的份额没有改变？就狭义的经济考虑而言，第一种社会肯定更好：你吃的是你的工资而不是你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额。但第二种社会有其政治和社会优势。如果一个很小的财富所有者阶层，我说的是一个很小的阶层，拿去国民收入中越来越大的份额，这个阶层就可能在其他方面也主宰这个社会。这种非此即彼的情况并非必然发生，但还是说清楚为好。
假设我们接受皮凯蒂在研究的基础上做出的猜测，即在今后一个世纪中资本收入比率将会上升，然后稳定在7左右的高水平。那么资本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额是否一定会增加呢？不一定。不要忘记我们必须用资本的回报率乘以资本收入比率，而同一个报酬递减律意味着资本回报率将会下降。随着生产的资本密集程度越来越高，要为新增的资本找到有利可图的用途，或找到替代劳动的便捷途径，会越来越困难。资本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额是上升还是下降，取决于资本回报率的下降和资本收入比率的上升哪个更快。
经济学对这一问题已经做了大量研究，但尚无定论。这表明资本回报率和资本收入比率对资本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额所起的最终效应无论是推高还是压低，其规模都应该是很小的。皮凯蒂认为资本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是上升的，我倾向于同意他的观念。在过去几十年中，美国经济中生产率的增长一直领先于实际工资增长，尚未看到逆转的迹象。由此导致资本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上升，劳动的份额下降。也许资本的份额将会从30%左右上升至35%左右，并对民主文化和政治带来一系列不可避免的挑战。
这一论辩思路还有一层更重大的、触及皮凯蒂理论之核心的含义。就我所知，在他之前无人曾做过这样的联系。回忆一下我们到目前为止已经确立的观点。历史和理论都显示，工业资本主义经济有一个缓慢的趋势，就是资本收入比率和资本回报率趋于稳定。严重的衰退、战争、社会和技术突变都可以干扰这一趋势，但这一趋势会在稳定的条件下重新确立自己。在皮凯蒂所考察的漫长历史时期，资本回报率通常大于其背后的经济增长率。唯一的重要例外是1910—1950年这一段时间。皮凯蒂将这一罕见的例外归因于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的破坏，以及它们所引起的高税收。
逻辑上说资本回报率并不一定要高于经济增长率：一个社会或在其中的个人可以决定储蓄如此之多，以至于该储蓄率（和报酬递减律一起）驱使资本回报率低于长期增长率，不管这个长期增长率是多少。这样一种可能的状态被认为在社会意义上是不可取的，因为如果在回报率等于增长率之前让资本存量下降，就会导致一个长期的、更高的人均消费水平，从而导致一个更可取的社会状态。但没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可以掌控市场经济的航线，使之避免进入上述不可取的状态。不过，这种不可取的状态还是被避免了，大概是因为历史上的增长率一直不高而资本一直稀缺。我们可以把回报率高于其背后的增长率当作正常状态。
但是，我们现在可以把注意力转到经济内部所发生的事情。假定当资本收入比率稳定化之后整个经济进入一种“稳态”。那些完全从劳动获取收入的人可以期望其工资和收入与技术进步导致的生产率增速同步。这一提高速度会略低于总的增长率，因为后者还包括人口增长率。现在假设有人完全从财富积累获得收入。他或她每年赚到r%（我这里忽略了税赋，但很快就会加进来）。如果她非常富有，她可能只消费其收入中的一小部分，其余用于储蓄和积累。她的财富和收入每年都会增长几乎r%。如果你在银行账户内存了100元，利息是3%，你的账户余额每年增长3%。
皮凯蒂理论的要点，亦即他对一个古老课题的新贡献是：只要资本回报率高于经济增长率，富裕人群的收入和财富增长就将快于典型的劳动收入（看来没有什么相抵消的趋势可以使资本在国民收入中的总体份额收缩，实际的趋势可能正好指向相反的方向）。对所观察到的这种不平等不断加剧（尤其是1%最富有人群）的趋势的解读，并非植根于任何经济制度的失灵，而是取决于经济在回报率不下降的情况下吸纳资本增加的能力。这对整个经济也许是福音，但对经济内部的平等而言却并非如此。
为分析便利，我们需要给这个过程取一个名字。我称之为“富者越富动态学”。实际的机制比皮凯蒂的著作所阐述的要复杂一些。来自劳动的收入也有储蓄，因而一部分资本也在工资劳动者手中积累。这部分财富的回报也需要纳入考虑。不过，因为在最富有人群之下的其他人群所拥有的初始财富很小，储蓄率相对较低，而且较小规模的储蓄一般得到较低的回报，计算表明这一机制无力抵消不平等将不断扩大的预测。
这一内在趋势还有另一个同样令人沮丧的含义。如果现在已经聚集起来的财富会比来自劳动的收入增长更快，那么相对于新近赚来的、因而也更多地是靠能力获取的财富，所继承的财富在社会中的地位就会提高。当然，工资收入的总额相对增长较慢，并不排除那些极其成功的创新者、管理人员、企业家、娱乐明星以及其他人在其一生当中积累大量财富，加入食利者行列。但较慢的劳动收入增长确实会使这样的成功故事较少发生。我们后面还会对此有更多讨论。但数理逻辑所指出的是，财富的集中及其增长速度将使继承变得比能力更重要。
皮凯蒂喜欢对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做具体的描述，而不是使用概述性的统计数据。他考察了最富有的1%人群（有时也包括最富有1%当中最富有的10%），最富有的10%，在其之下的40%以及最贫穷的50%人群所拥有的收入份额（他把最富有的10%人群之下、中位线之上的40%人群称之为“中产阶级”。这个说法有点自我矛盾，因为这个群体完全处于中位线之上。但我想较之于美国人把所有既非巨富又非赤贫的人都称为中产阶级的习惯，还是要好一些）。
所涉及的数据很复杂，跨时间跨空间的比较并非易事，但皮凯蒂发现的整体情况大致如下。资本的分配确实非常不平等。目前在美国，最富有的10%人群拥有全部资本的70%，其中有一半为最富有的1%人群所有。在此10%人群之下的40%人群，即中产阶级，拥有全部资本的大约1/4（其中很大部分为房产），全部人口中剩下的50%几乎一无所有，只拥有总财富的5%。即使中产阶级这个规模的财产所有权，从历史上看也是一个新现象。典型的欧洲国家稍微平均一些：最富有的1%人群拥有20%的总资本，中产阶级拥有30%（一个世纪以前欧洲中产阶级不拥有任何财富）。如果财富的所有权在21世纪真的会更为集中，则世界前景看上去确实令人沮丧，除非你对寡头社会情有独钟。
来自财富的收入大概比财富本身更为集中，这是因为，如皮凯蒂所指出的，大块的财富较之于小额财富易于获得更高回报。这种优势部分来自规模经济，但更多的可能是因为非常大规模的投资者较之于小投资者拥有更广泛的投资机会。来自劳动的收入自然没有来自财富的收入那么集中。按皮凯蒂所描绘的当今美国的基本情况，收入最高的1%人群在全部劳动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为12%，其下的9%人群占23%，中产阶级的份额大约为40%，剩余的50%人群拥有1/4左右。欧洲的情况大同小异：最高10%人群的份额略低，另两个群体的份额略高。
现在你明白了：现代资本主义是一个不平等的社会，而且富者更富的动态机制有力地预示着这种不平等会日益加剧。但这里仍有一个前面已经提示过的问题需要解决，该问题的存在是由于极高工资收入降临到了我们这个时代。首先看有关最高收入的一些基本事实。当今美国收入最高的1%人群所得收入中60%属于劳动收入。只有这1%人群中收入最高的10%人群，主体收入来自资本。而如果看这1%人群中收入最高的1%，他们的收入70%来自资本。法国的情况没有太大差别，只是在每个分组计算的结果中，劳动收入的份额略高一点。很显然，有一些劳动收入是极其高的，或许你以前不知道。
这种情况是最近才发生的。回到1960年代，工资收入最高的1%人群在全部工资收入中的份额仅略高于5%。此后这个份额稳步上升，到今天已经达到10%—12%的水平。这一次，法国的情况不一样了。在法国，这个份额一直维持在6%，直至非常近期才上升到7%。工资收入分配方面的极度不平等可能主要是美国特色。皮凯蒂与赛斯合作对美国的高收入者纳税情况做过仔细研究，他把这种情况归因于他所称的“超级经理人”（supermanagers）群体的兴起。极高收入阶层很大程度上是由大公司的高管所组成，他们的报酬极其优厚（虽非全部，但这个群体中很大一部分来自金融业，其比例超过该行业在经济中的比例）。这些优厚报酬无论是否包含股票期权，都会转化为财富以及来自财富的未来收入。但有一点很清楚，美国不断上升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相当部分是来自这些超级经理人的兴起。
对这一现象我们理解不多，本书也未深究。当然，皮凯蒂知道，高管的薪酬通常是由董事会及其薪酬委员会在一团和气的气氛中决定的。这些委员会由一些与接受报酬的经理人员类似的人组成。这其中肯定有乌比冈湖效应（①乌比冈湖（Lake Wobegon）是一个假想的美国小镇的名称。按作者盖瑞森·凯勒（Garrison Keillor）的描述，镇上的“女人都很强壮，男人都很耐看，孩子们也都非比寻常”。乌比冈湖效应意指人们倾向于高估自己低估他人的心理倾向。——译者注）所起的作用：每一个董事会都愿意相信，“本公司”的管理人员的表现高于平均水平，应该获得高于平均水平的报酬。
当然，“超级经理人”也有可能真的是超级经理人，他们极高的报酬不过反映了他们对公司利润的超凡贡献。甚至对他们自1960年代以来不断上升的地位，按此思路也有可能找到具体的原因。但如果这种现象仅仅存在于美国，这一思路就很难成立。初步的观察表明，法国、德国、日本都没有这样的现象。难道是他们的经理人缺乏某种基因？果真如此，基因移植倒真会成为一项富有成果的事业。
另一个诱人但有些模糊的可能是，高管报酬，至少其中一部分，并不属于劳动收入的类别，而是代表着资本的某种附属，应被当作分享资本收入的一种方式来对待。这里有一个谜团，解开这个谜团将有助于理解美国社会顶层不平等的加剧。这个谜团也许解不开，因为可能的情况和结果实在太多了。
不过无论如何有一点很清楚，超级经理人阶层在社会上和政治上都归属于食利者阶层，而非靠工资为生的独立专业人员和中级管理人员。所以，皮凯蒂所预示的21世纪的前景仍然是一个需要正视的问题：较慢的人口增长和生产率增长，明显高于经济增长率的资本回报率，资本收入比率回升到19世纪的高水平，资本在国民收入中可能更高一些的份额，所继承的财富较之于所赚取的财富，地位日益重要，以及继续扩大的最高收入人群与其他人群之间的差距。也许这里有必要提出一点疑问。历史上相当稳定的长期回报率是两种经济力量平衡的结果：一是报酬递减，二是技术进步。也许未来较慢的经济增长率会大幅度压低资本回报率。也许会。但假设皮凯蒂总体上是对的，又当如何应对？
皮凯蒂强烈地倾向于每年对财富征收累进税，如果可能，最好是全球统一征收，以杜绝避税天堂。他明白全球统一征收是一个希望渺茫的目标，但他认为在类似于欧洲或美国这样大的地域内征收一个地区性的财富税是可能的。他所考虑的税率的一个例子是，100万欧元以下的财富的税率为零，100万—500万欧元者税率为1%，500万欧元以上税率为2%（1欧元目前等于1.37美元）。不要忘记这是年度税，不是一次性的。他估计，在欧盟范围内开征此税将会带来相当于GDP 2%的税收，该税收可以按某种人们同意的公式来使用或分配。他倾向于一套略有累进的税率体系，我也一样。当然，管理这样一种税收将要求有很高的透明度，也要求金融机构和公司全面如实申报。在书中他对在欧洲范围内如何实施作了一些更具体的讨论。和所有税种一样，防止偷漏税的工作将是无止境的，但这也是意料之中的。
相当于GDP 2%的年收入是一笔不大不小的收入。但收入不是皮凯蒂方案的中心目的。此方案强调的是增长率和税后资本回报率之间的差额，正是这个差额会改变导致不平等持续扩大的富者越富的动态机制。若按与以上建议类似的税率对资本征税，也许能将资本回报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差额压缩15%，从而显著弱化这一机制。
在技术上这是一个有道理的方案，因为这是他对症下药提出的扼制不平等动态机制的一个自然的解决办法。不要忘记富者越富的过程是体制在有财富积累的基础上运行必然产生的结果。它的运行与个人创新或储蓄的激励机制无关。弱化这一机制不会弱化对创新和储蓄的激励。当然，较低的税后资本回报率会使积累巨额财富变得不那么有吸引力，但即使这一点也不是完全清楚的。所以总的来说，这个方案的后果也许是可以承受的。
读皮凯蒂的书，感觉好像财富税在不远的将来就会在欧洲有政治上的可行性，因为欧洲已经有了一些对资本课税的经验。我对此没有什么看法。但在大西洋的此岸，这样的结果看起来没有什么现实的可能性。即使不动产税，我们在政治上也无力保证其确实有效。如果我们想做点什么，可以从不动产税开始，先不必顾及累进程度更高的收入税，这样的税种不利于来自资本的收入，而我们现在的制度所做的恰好相反。但最富有人群甩开其他人群的内在趋势不会因体制上的小修小补而被遏制。如果美国将变成自由者的乐土，勇敢者的家园，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因最富者愈富，或许也因最穷者愈穷——的最后庇护所，你对此会不感兴趣吗？这样一个美国会适合你吗？
Robert M.Solow，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荣誉教授，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原文载于《新共和杂志》（The New Republic），张春霖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