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地理正在改变。欧元区面临又一轮停滞；日本已经滑入衰退；美国今年下半年经济表现相对强劲，但其退出量化宽松的决定让全世界担心不已。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继续表现出众。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年增长率超过5%，马来西亚达到6%，中国超过7%。
若将购买力平价（PPP）考虑在内，全球变化的规模更加可见一斑。据今年早些时候发布的2011年数据，按经PPP调整的GDP来衡量，印度目前已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超过了德国和日本。数据还表明中国已在今年某个时候超过美国成为PPP标准下的第一大经济体——从我们的估计看，这个时候就在今年10月10日。
尽管取得了如此进步，但发展中国家的大量人口仍处于极端贫困中。全球贫困线为日收入1.25美元（经PPP调整），这一标准被许多人批为“低到令人震惊”。但真正令人震惊的是有近10亿人——包括刚果民主共和国、马达加斯加、利比里亚和布隆迪80%以上的人口——生活在这条线以下。
全球贫困问题之所以如此棘手，一个原因是它很少受到不生活在贫困中的人的关注，它只是别人的问题。大部分全球贫困问题讨论的参与者——包括这篇评论的读者——很少或根本不认识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这正是世界经济分裂程度的一个写照。如果贫困问题能得到宣传，贫困率应该比现在低得多。
幸运的是，越来越多的呼声——不仅来自公民团体，也来自国际组织——已经燃起了一场终结贫困的全球运动。越来越多的人达成共识：全球贫困不仅仅是穷人的问题。尽管道德愤怒很重要，但并不足以左右政策。决策者需要数据以及——同样重要的——分析数据的能力。
第一个任务是区分可行和不可行。比如，有人建议在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后续框架（将于2015年启动）中，写入为所有成年人提供就业这一目标。这是不可能实现的目标，任何上规模的经济体都会存在失业状况。事实上，有限的失业有助于促进发展。将“就业”作为一项权利违背了“权利”一词的含义。
其次，必须认识到经济体是复杂且相互联系的。比如，考虑一项政府政策，其中的补贴以印钞为资金来源，对象为1000个村庄的村民。对整体经济来说，这未必是件好事。注入资金可能会改善获得补贴的村庄的生活水平，但也会大大推高整个国家的食品成本，导致无补贴村庄的村民陷入贫困。微观干预的宏观经济造成的影响，是贫困之所以持续的一个重要原因，尽管干预的初衷是对抗贫困。
另一个贫困持续存在的原因是持久的不平等——在许多地方还在不断扩大。当前全球不平等的水平已令人难以接受。2013年，由我担任首席经济学家的世界银行首次宣布，所有社会都应该将迈向“共享繁荣”作为使命，“共享繁荣”一词也成为热门词汇。诚然，世界总会有一定程度的不平等存在；事实上，和失业一样，有限程度的不平等是值得追求的，它可以推动竞争和增长。但是今天所存在的深度、普遍的不平等必须谴责。
简单计算就可知道，世界最富有的50人总共拥有1.5万亿美元，相当于印尼GDP的175%，略高于日本的外汇储备。假设这笔财富每年产生8%的收益，那么世界最富有的50人的总年收入就接近于最贫穷的10亿人（即生活在贫困线下的人）的总和。
这是全人类的失败。随着2015年的临近，我们必须考虑采取政策，干预遏制这一极端不平等。我们必须这样做，这不仅是出于正义精神，也是因为，在一个受极端不公折磨的世界中，最贫困居民根本无从发出声音，即使他们拥有投票权。说到底，极端贫困是对民主的攻击。（作者为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美国康奈尔大学经济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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