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银行研究部主任Asli Demirgüç-Kunt
在新撰写的一篇论文中，我们采用印度的制造业普查详细数据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印度各地区在制度、商业环境和收入方面长期存在巨大差异，为我们对制度在企业生命周期内发挥的作用进行测试提供了理想场所。我们特别分析了企业规模、“年龄”和成长情况之间的联系，随后提出了下列问题：地方金融业发展如何影响企业规模--年龄联系？企业规模--年龄联系是否因不同行业特点而存在差异，非正规制造业和正规制造业企业的这一联系是否存在差异？这一联系是否因地方金融业发展水平而异？地方金融业发展在企业生命周期内发挥的作用是否因以下因素而异：印度监管环境方面的重大变化（如金融业放开）、劳动法规变更以及行业许可证制度废止？
总体而言，我们的分析结果表明，印度正规行业40岁企业的平均规模是五岁以下企业平均规模的2-4倍。如考虑抽样权重并对所有企业加以分析，这些结果仍然成立。因此，尽管印度企业的增长速度可能不同于发达国家的企业，如美国（其企业规模--年龄比值是印度的8倍），但有明确证据表明，正规制造业年龄较大企业的规模大于较年轻企业。
我们确实发现，正规和非正规行业企业的生命周期大相径庭：非正规制造业年龄较大的企业聘用的职工人数少于五岁以下企业。因此，从规模、生产率以及管理人员受教育程度角度看，正规企业大大不同于非正规企业；几乎没有证据证明非正规企业的成长最终可以使其成为大型正规企业。
就正规行业而言，尽管印度各邦的财力存在显著差异，但我们发现金融业发展对阐释大量企业生命周期及我们分析 的大部分子样本的作用微乎其微。如采用替代性金融业发展指标，这一结果可有效适用于若干校核分析，包括仅对企业规模分布图最右侧的企业进行分析、以及对劳动力市场监管灵活和严格的各邦的企业进行分析。在对1991年印度金融业放开后诞生的企业或对行业许可证制度废止后的时期进行分析过程中，我们也发现，金融业发展对企业生命周期产生的影响没有差异。我们还发现，在不同的金融业发展水平下，新老企业生产岗位用工人数占比仅存在很小差异。
此外，我们发现，如采用各行业对金融的依赖程度，并不能预测印度各邦企业的生命周期进行预测。如参照美国同行业企业的经验，视企业用经营所得现金流支持其资本支出的程度，把行业分为依赖金融的行业和不依赖金融的行业两大类，我们发现，在依赖金融的行业，企业在其生命周期各阶段的规模都更大。因此，没有证据证明，相对于不依赖金融的企业而言，金融依赖度会对印度已建成企业的增长速度产生影响。我们确实看到，较之金融业欠发达的各邦，金融业发达的各邦依赖金融的行业企业规模更大或面临不同的生命周期影响。采用类似的双重差分法进行分析后，我们还发现，在大型企业主导的行业，企业在在其生命周期各阶段的规模都更大，不论是在资本密集型行业还是在劳动密集型行业都是如此。
我们的发现与其它金融类文献中的发现形成了鲜明对照。这些文献发现国内制度差异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显著。导致两类发现出现差异的原因最有可能是，印度国有控股金融业对企业成长的贡献不大。在这一金融体系下，以银行系统财力衡量的区域金融业发展水平差异可能被其它可能更为重要的制度因素（如基础设施制约）和各企业内部因素（如组织形式）掩盖了。这些文献还指出，在很多国家，政府对银行较高的所有权与随后较低的金融业发展水平、较低的人均收入增长率和生产率以及小企业较少的融资渠道有关。
我们的发现与相关研究结果一致，后者表明金融业深度发展不会促进中国各省份增长。中国是银行系统基本上归国家所有或控股的另一个国家。因此，我们在印度的发现提供了更多证据，证明银行系统国有制遏制了金融对增长的影响。就政策意义而言，我们的发现凸显了通过进一步放开银行系统、增加竞争、削弱国家控制和政府干预等措施增加私营部门在银行系统中的比重，对提高印度信贷配给效率的重要性。
参考文献：
Meghana Ayyagari,Asli Demirguc-Kunt,Vojislav Maksimovic，Does local financial development matter for firm lifecycle in India ? WPS7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