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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国家:东欧剧变25周年回眸

作者:安德烈·施莱弗(Andrei Shleifer) 丹尼尔·特瑞斯曼(Daniel Treisman)

译者:听桥

原标题:Normal Countries(副标题:The East 25 Years After Communism)

原载美国《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2014年11/12月号
 

 

柏林墙倒塌25年后,一种机遇丧失感在那些曾经位于柏林墙以东的国家挥之不去。回首当年,人们欣喜若狂,念想爆棚,迎接共产主义的突然倾覆。从布拉迪斯拉发(译按:捷克斯洛伐克中南部城市)到乌兰巴托(译按:蒙古首都),民主和繁荣似乎只是近在咫尺。

如今,气氛严峻了许多。除了诸如爱沙尼亚和波兰这样的少数例外,后共产党国家被认为是失败的,它们的经济中充斥着靠养老金挣扎度日的人士和趾高气扬的寡头,它们的政治领域被灌票行为(译按:ballot stuffing,一种选举舞弊方式,即一人在一次选举中多次投票)和新兴独裁者弄得污秽不堪。从前南斯拉夫到车臣以及如今的乌克兰东部,战争打破了欧洲大陆四十多年的脆弱和平局面,徒留滋生暴力的飞地。对一些观察人士而言,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的独裁手腕和咄咄逼人的地缘政治主张,象征着一种由东方散布而来的更广泛意义上的民主衰败。波兰报纸编辑及反共异见人士亚当·米奇尼克(Adam Michnik)嘲讽说,“关于共产主义的最糟糕事情”,“是随后发生的”。

周年纪念日是全面审视的绝佳时机。自从一代人之前,包括15个苏联加盟共和国的继承国家、14个前东欧共产党国家和前苏联卫星国蒙古在内的后共产党国家摆脱马克思主义暴政以来,局面已经改变许多。不是每一项改变都是更好的。但是将后共产党国家的改革贬斥为失败,也会是一个错误,且其言外之意并不仅仅关涉这些后共产党国家。一些观察人士为中国的崛起动心并震惊于全球金融危机,他们近来为发生机能障碍的自由民主制度找到了生机勃勃的替代选项:威权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认为东欧的市场化改革已经彻底失败的错误看法,强化了这一谬见。

真相是,关于后共产主义世界,广泛流传的悲观描述大都是错误的。撇开媒体影像,在整个前东欧阵营,人们的生活已有极大改善。自从转型以来,这些后共产党国家增长迅速;今天,它们的国民生活得更加富裕、更长寿,也更愉快。在大多数方面,这些国家现在看上去只是非常像其他任何经济发展水平相仿的国家。它们已经成为正常国家——并且,在某些方面表现更加优异。

尽管大体而言彼此情形相仿,但这些转型国家已经变得极其多样。在从莫斯科强加的模式中蜕变的过程中,它们认可了距离最近的非共产党邻国的强大影响力:与中欧国家为邻的国家变得越来越欧洲,与中亚国家为邻的国家变得越来越亚洲。未来一些年,它们的发展道路将可能继续昭示同样两股力量间的竞争:现代化的全球性推动力以及基于地理位置的角力。

市场制造者

为了理解(东欧)后共产党国家的转变有多么巨大,不妨回忆一下它们是如何起步的。政治上,所有国家都是由一个执政党统治的威权主义国家(authoritarian states)。每个国家都有宣传官员告诉人们能思考什么,秘密警察侦查政治异见,集中营负责收容政权批评者。所有国家都举行闹剧般的选举,唯一的执政党赢得超过95%的选票。除了南斯拉夫和1960年之后的阿尔巴尼亚,每个国家都接受莫斯科的指令;为镇压那里的民众起义,莫斯科于1956年向匈牙利,1968年向捷克斯洛伐克派出了坦克。

所有共产主义阵营的国家都实行中央控制的经济。大多数财产属于国家,价格由计划官员而非市场确定。重工业居主导地位,而服务业凋敝。在苏联,1980年代晚期军事部门消耗了多达25%的GDP(国内生产总值),相形之下,美国低于6%。到1986年,苏联的工厂已经生产出45000枚核弹头的库存。

让顾客满意并非优先考虑的事项。1980年代,要得到一套公寓,保加利亚的申请者不得不等候多达20年,而在波兰,需要等多达30年;在苏联,等待者名单中的四分之一已经是领养老金的人。在东德,汽车购买者不得不提前15年订购。在罗马尼亚,为省下钱来偿还国家外债,独裁者尼古拉·齐奥塞斯库要求所有国民保持低热量饮食。他限定每一间房屋的灯泡亮度为40瓦,公共建筑的供热为57华氏度(译按:约13.9摄氏度),一天播放两小时冗长乏味的电视节目。

共产党国家能取得一些成就。人口仅为世界8%的苏联和其他东欧阵营国家,在1988年汉城奥运会上赢得了48%的奖牌,并夸示其拥有那一年世界上最优秀的100名国际象棋选手中的53位。其国民的受教育水平和识字率也很高。

然而,在其走向衰落的那些年中,共产主义少有辩护者。对捷克共和国异见人士和后来的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来讲,共产主义制度是一架“畸巨丑陋、吵吵闹闹、恶臭满身的机器”。离任后多年,苏联最后一任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将其曾经掌管的经济描述为“贪婪无比”和“浪费资源”。

于是,共产主义制度意外崩溃了。整个前共产党阵营中新当选的领导人发现他们的经济陷入危机之中。1989年,波兰的通货膨胀率达到640%,南斯拉夫达到2700%。到1991年苏联解体时,其产出正以一年15%的速度下降。

所有后共产党国家的政府都启动了旨在解除价格管制、去除贸易束缚、平衡预算、削减通货膨胀、创造竞争机会、将国企私有化和建设社会福利体系的改革,但是有些国家较其他国家推进这些改革措施的速度更快、更有魄力。这些改革重塑了它们的经济。在放弃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这些后共产党国家整体而言较世界其他地方变得更加以市场为导向。到2011年,在由加拿大研究机构费沙尔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每年编制的经济自由指数表中,它们的平均得分为7.0,相比之下全球平均得分为6.8。这一阵营中改革最彻底的国家是爱沙尼亚,其得分排名在丹麦和美国之间。

在大多数地方,国有工业巨头都让位于私人企业,后者开始占有更多GDP份额。后共产党国家中私有部门产出值的中间份额目前是70%。1990年到2012年间,重工业萎缩,服务业在全国总产出中所占份额平均由36%增加到58%。这些国家进出口总量占GDP的比重急剧上升,平均由75%增加到114%,世界上没有其他地区的国际贸易扩张如此之快。主要在彼此之间进行贸易几十年之后,这些后共产党国家迅速转向了欧洲和其他地方的国外市场。到2012年,这些国家向欧盟的出口份额已经增加:东欧国家增加到69%的中间值,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则增加到47%。

简而言之,这些国家已将其军事化、过度重工业、国家主导的体制转型为基于私有制、服务业导向的市场经济,并与全球商业网络结为一体。如今,它们的经济制度、贸易和监管环境不再需要为适合马克思主义的蓝图而扭曲,而是看上去非常像与它们处在相仿收入水平的其他国家。

尽管有这些转变,观察人士还是因转型国家糟糕的经济表现而经常指责后共产党国家的改革。常见的两项指控是,改革基本上被误解了,以及改革推行得太过激进。这样的批评引发了两个问题:其一,这些国家的经济表现是否真的一直那么糟糕;其二,是否更加激进的策略比更渐进的方式导致了更坏的结果。对这两个问题的简短回答都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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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4月,匈牙利,韦赖谢吉哈兹的选举

 

向上攀登

要评价一个国家的经济表现,合乎逻辑的起点是其国民收入,但任何运用苏联时代数据进行的对比都必须打个折扣。出于多方面的原因,共产主义时代的会计人员记录下来的相当多产出远低于他们宣称的。为获取奖金,工厂多汇报产量,这会推高GDP数字差不多5%。一些确实生产出来的商品质量太差,乃至于顾客拒绝购买。政府启动了一些从未完工(但仍被当做投资支出,这增加了GDP)的庞大建筑工程,并维持了价值大可质疑的巨量国防花费。这些国家官方国民收入中仅有极少部分最终进到国民钱包中。比如,1990年,大多数非共产党国家的家庭消费占了GDP的六成以上,但在俄罗斯,这一数字少于GDP的三分之一,在阿塞拜疆则降到不足四分之一。

后共产主义转型时代早期被记录下的经济衰退——据一些估计是一半——其中的相当大一部分,反映的是对虚构产出或无价值投资的削减。但是,即便采信官方数据的名义价值,这些数据揭示出的图景也比一般认为的要光明许多。尽管有最初的收缩,1990年到2011年间,就增长而言,处在中位的后共产党国家(乌兹别克斯坦)的扩张要稍快于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中位国家(挪威)。这些年间,挪威的人均GDP增加了45%,而乌兹别克斯坦上升了47%。波斯尼亚的国民收入增加了450%以上,其增长率在那一时期排名世界第三;阿尔巴尼亚排名第16,其国民收入增加了134%;波兰排名第20,其国民收入增加了119%。这三个国家的增长速度超出了香港和新加坡这种传统意义上的增长引擎。

消费的上升同样是大幅度的。从1990年到2011年,后共产党国家的人均家庭消费平均增加了88%,相比之下世界其他地方平均增加了56%。在波兰,家庭消费增加了146%,这一上升幅度与韩国相当。在俄罗斯,家庭消费水平提高了一倍以上。

普通人看到了他们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即便在转型早期GDP走低,作为评判可支配收入的可靠标准,后共产党国家的汽车拥有量也在上升。1993年到2011年,平均客车数量从每十人一辆攀升到每四人一辆。目前,立陶宛、波兰和斯洛文尼亚的人均汽车拥有量已经高于英国。

在信息科技方面,东欧从一潭死水到成就非凡,也取得了长足进步。到2013年,该地区蜂窝电话人均开户数量是1.24,已经超过西方。后共产主义世界现在可以夸示其人口中平均有54%的互联网用户,这一比例高于除北美和西欧之外的世界上任何其他地区。

而且,这些后共产党国家的国民比以前有更多机会旅游;2012年,他们去国外旅游将近1.7亿人次。在国内,他们居住在更大的公寓中:自1991年以来,捷克共和国的人均居住空间扩展了99%,亚美尼亚扩展了85%,俄罗斯是39%。有赖于大规模的住房私有化规划,住房自有率激增至世界范围内的最高点。人们的饮食水平也一直在改善。在出版相关统计数据的九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中的七个,水果和蔬菜消费增长迅猛。比如,2011年,乌克兰人的蔬菜消费量和水果消费量较二十年前分别增加了58%和47%。捷克共和国、匈牙利、波兰、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经历了医学研究者2008年在《欧洲流行病学学报》(European Journal of Epidemiology)上描述的情形:在消费者开始用植物油替代动物脂肪之后,“冠心病可能在以被观察到的最快速度减少”。

在社会流动性方面,统计数据与社会分裂为寡头和乞丐的固有印象并不一致。已经很高的大学入学率在1989之后甚至有更多攀升,到2012年平均增加了33%。同样到2012年,在后共产党国家,中学毕业生选择继续其学业的平均比例高于瑞士的相应百分比。尽管贫困状况和收入不平等状况在转型早期通常会加剧,如今,后共产党国家的相应数据比在其他可比较收入水平的经济体中更低。

政府在保证其国民呼吸更新鲜空气方面也做了更多事情。共产主义遗留下成片的大烟囱,但自从1990年以来,加入欧盟的11个后共产党国家已经大幅度削减其一氧化碳、氧化氮和氧化硫的排放超过一半。1991年到2012年间,即便经济不断增长,后苏联时代的12个共和国仍将其由固定源头排向大气的有害污染物平均削减了66%。

即便转型压力下时常可见死亡率飞速上升的记录,但该地区的人口趋势远非黯淡无光。平均而言,后共产党国家的预期寿命从1990年的69岁上升到2012年的73岁。甚至在长期以来被描述为人口灾难区的俄罗斯,预期寿命现在也大略超过70岁,高于之前。1990到2012年间,后共产党国家原本就低的婴儿死亡率,以百分比衡量较任何其他地区下降更快。平均酒精消费量也逐渐减少,从1990年一年2.1加仑纯酒精到2010年的2.0加仑。例外是:在俄罗斯和波罗的海国家,酗酒率上升了。但即便俄罗斯2010年的平均消费量是2.9加仑,也分别低于奥地利、法国、德国或爱尔兰。

生活水平方面的诸多进步尽管重要,前东欧阵营最根本意义的转型还在政治方面。转型国家的大多数国民生活在较他们历史上任何时刻都更加自由和开放的政府的治理之下。即便置于最近几十年民主制度在全球范围内复苏这一背景之下,前东欧阵营政治转变的程度仍然是引人注目的。

一些数字可以解释真相。运用系统和平中心(Center for Systemic Peace,译按:美国乔治梅森大学下设的非营利性研究机构,成立于1997年)编制的最常用政权评价指标“政体指数”,我们将不同国家置于从0(代表绝对专制)到100(代表最强形式的民主政体)的标尺中。1988年,东欧阵营国家排名在5(阿尔巴尼亚)到40(匈牙利)之间,平均得分是20,这一得分接近于埃及和伊朗的等级。考虑到它们的经济发展水平,这些共产党国家凸显出一种反常的威权主义特点。1989-1991年革命之后,该地区平均得分迅速提高,2013年达到76分。如今,考虑到其收入水平,这些后共产党国家平均而言确如人们所期待的那般自由。六个得分最高的国家已可与德国和美国并驾齐驱。

更高的追求

今天,那些后共产党国家远远称不上完美。但它们的大多数缺陷是经济发展阶段相仿的国家所典型具有的。在若干领域,它们的表现好于其收入水平所预示的,而在它们落后于其他国家的情形下,它们几乎总在向正确方向前进。

以贪腐为例。该地区在衡量腐败感知度的多个指数评价表中一向得分差劲。考虑到那些评价指标部分是依据对国际商人调查所得而编制的,而国际商人容易受到该地区在全球媒体中恶劣形象的影响,这样的表现并不令人惊讶。但在匿名调查中,后共产党国家公民报告的贿赂发生率却描绘了不一样的图景。这些贿赂行为的发生率尽管较高,对收入水平相仿的国家而言却是具有典型意义的。由监督机构“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在2010年和2013年进行的民意调查表明,在后共产党国家,平均有越来越少的人(23%)表示有过行贿行为,少于其他国家(28%)。

论及武装冲突,该地区与其他可比较发展水平的地区一样没有不同。纵然前南斯拉夫、车臣和现在的乌兰克有战争发生,但在过去25年间,后共产党国家并不比同样发达的国家更可能经历冲突和内战。不论是绝对数字还是人均数字,它们也并未通报战争或零星游击暴力活动中有更高的死亡率。因乌克兰冲突系最近发生,相关数字未被包括到这些计算当中,但即便考虑到乌克兰冲突,计算结果也不大会更改很多,除非那里的敌对状态急剧恶化而失去控制。

这些数据背后凸显的是该地区急剧的非军事化过程:纵然苏联的国防开支一度达到GDP的25%,但包括俄罗斯在内,如今没有一个苏联继承国的国防开支超过GDP的5%。甚至随着其联盟分崩离析,前华沙条约国家还成功清退了一百万军队。

通货膨胀和失业是另外两个例子。1990年代,大多数后共产党国家承受了数年物价攀升和失业的打击。但到2012年,通货膨胀问题在几乎所有国家都已经稳定;后共产主义经济体中通货膨胀率的中位数事实上已经低于全球中位数。尽管转型国家的失业率依然较可比国家高出几个百分点,但也已从2000年前后的最高水平回落。

近些年来,人们还目睹另一方面的改进,后共产党国家在这方面紧随世界其他地方:国民幸福感。据世界价值观调查机构(World Values Survey,译按:1981年成立于瑞典的非营利研究组织)于2010年至2014年间进行的最新一轮调查,该地区在这方面也正迎头赶上。在后共产党国家,平均有81%的受调查人士表示他们“非常”或者“比较”幸福,相较之下,全世界是84%。考虑到其收入水平,这些国家不再特别感到沮丧,即便其居民确实表达了对他们的工作、政府和教育及医疗体制异乎寻常的不满。自杀率相对来讲依旧较高,但自共产主义终结以来也已经大幅降低。

引力法则

这样的平均研究模糊了自莫斯科强加的那种一致性让位以来出现的巨大差异性。如今,面目多样的后共产党国家之间的对比是鲜明的。波兰已经发展成自由市场的民主政体,其国民收入自1990年以来增加了一倍以上;而塔吉克斯坦依旧饱受战争蹂躏,整体上贫穷落后,维持专制政体,同一位领导人掌权超过20年。

对上述经济后果上的差异,一个一再出现的解释是,在一些国家,官员们因其太过激烈地推进改革反而损害了经济表现。依据这样的逻辑,更缓慢、更有条不紊的改革手段会令其他国家实现更成功的转型。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其2002年的著作《全球化及其不满》(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中认为,“渐进主义政策短期内造成的痛楚少一些,从长远来讲会造就更加稳定的社会和政治局面以及更快的经济增长”。这一解释迎合了前苏联阵营中那些其特权受到自由化政策威胁的人士,以及西方世界中不信赖市场力量的人士。但这个解释是错误的:到1990年代中期,真心诚意着手改革的国家,其经济表现已优于那些推迟改革的国家。

对相关数据的简单评估支持这一结论。为衡量改革的进度,我们利用了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提出的指标,对这些指标进行调整,用来为每个国家的年度表现打分,评分从零到100,依据其接近自由市场经济的程度做出。我们将那些在其转型头三年中提升超过40分的国家称作“激进改革国家”。九个国家符合这一基准: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匈牙利、吉尔吉斯斯坦、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俄罗斯、斯洛伐克。我们称那些得分上升25到40分的国家为“渐进改革国家”,得分上升少于25分的为“缓慢改革国家”。

这三组国家经济表现的对比揭示出,更迅速、更彻底的改革势必带来较少而非更多经济上的痛楚。公正地讲,在转型之初,“激进改革”组的一些国家较渐进改革国家确实经历了略微严重的产量下滑。但三年之后,激进改革国家就已遥遥领先,将渐进改革国家远远甩在身后。与此同时,缓慢改革国家经历了最糟的情形,如今继续落后于其他两组国家。

渐进改革国家最终赶上了激进改革国家,但那是在承受数年经济表现不佳的高昂代价之后。相较于那些热切接纳自由市场的国家,渐进国家用了更长时间恢复其先前的家庭消费水平并稳定通货。并且,可获得的统计数据均显示,失业对缓慢改革国家如亚美尼亚和马其顿造成的打击比对其他转型国家严重许多。总而言之,没有证据表明渐进改革路线减少了转型带来的痛楚。所有迹象均指向相反的结论:在这场渐进改革国家与激进改革国家之间的龟兔赛跑中,是激进改革国家而非渐进改革国家获胜了。一些渐进改革国家最终赶上了,但只是在历经更加艰难困苦的征途之后。

除开这样的差异性,从任何该地区的地图中都容易看出另一个引人注意的模式。所有转型国家都将变得与西方国家相像,这样的陈旧预言从未实现。这些国家确实一直有趋同之势,但朝向的是不同目标:它们的邻国。在很多方面,这些后共产党国家变得愈发像距离其国界最近的非共产党邻国。

波罗的海国家趋近于芬兰,高加索地区的国家转向了伊朗和土耳其。中亚国家成长得越来越像阿富汗和伊朗。中欧国家靠向了奥地利和德国,但偶尔与其东边的邻国发生角力。尚有少数国家不合这一模式,最明显的是白俄罗斯,这个国家已变得比其非共产党邻国威权许多。但在大多数情形下,那些已摆脱莫斯科的前苏联卫星国均在加速向外拓展,融入其当地环境中。

1990年代,每一国家最近的非共产党邻国的独特性,都为这个国家今后将如何演变提供了强大的暗示。考虑到每个国家的起点,其非共产党邻国越是富裕、民主、经济上自由,这个国家最终就会变得越是富裕、民主、经济上自由。这样的趋同还以更加微妙的方式展示出来,比如,在大学入学率、酒精消费水平,甚至在预期寿命方面。有时候,比如当伊斯兰武装分子越过阿富汗边境攻击塔吉克斯坦,或者当德国公司在捷克共和国建立制造工厂时,邻国是直接影响到这些国家的发展前景。但更加重要的一项趋同动力或许隐藏于文化特质当中,它们的存在既早于共产主义,也早于当代民族国家的国界。

远大前程

十年前,我们在这份杂志中撰文认为,俄罗斯已经成为一个“正常国家”,其经济和政治上的瑕疵反映的是其他发展水品相仿的国家的类似问题。我们推测其增长会继续,其社会的现代化将沿着正常国家的方向前进。这个预言成真了:2004年以来,俄罗斯的人均GDP又增加了39%,并且其互联网普及率增加了三倍,在这方面超过了希腊。

政治方面,我们勾勒出两套可能脚本。其一假定,“民主竞争增加,出现更加生机勃勃的公民社会”。其二预言,“俄罗斯(将)滑向威权政体,由专业的国家安全人员在正式民主程序掩盖之下维持治理”。我们猜测,俄罗斯选择的路线将介于这两个极端之间——这一设想已被证明是太过乐观了。最终,俄罗斯总统选择了第二选项。

普京转向威权主义会令俄罗斯愈发危险,但迄今为止,尚未令这个国家发生政治上的异变。实际上,在一份不同国家与收入水平对照的政体状况评分表中,俄罗斯一直稍稍游离于整体模式之外。对于一个拥有俄罗斯那种收入水平的国家来讲,以百分制计量,其2013年的预期政体评分是76分。俄罗斯的实际得分是70,与斯里兰卡和委内瑞拉平分秋色。

假如俄罗斯政治上没有实现自由化却愈发富有,它确实会变得偏离常轨。只有三组国家会比如今更加富有:发达民主国家、富藏石油的专制国家(主要位于波斯湾)以及诸如新加坡和澳门这样的商业城邦(commercial city-states;译按:澳门当然不是国家)。俄罗斯显然不可能成为一个城邦,它也并不蕴含成为一个阿拉伯式独裁政权所需要的足够自然资源(俄罗斯源自油气的全年所得大约是人均3000美元,相比之下,科威特是34000美元)。所以它显然不得不在经历停滞和追求与更高程度民主化相一致的经济发展之间进行选择。目前,克里姆林宫似乎在致力于实现第一个选项,但其偏好会随时改变。

然而,俄罗斯日渐成长的威权主义不可能游离于后共产主义地区整体上卓越非凡的进步之外。二十五年前,东欧阵营国家代表着文明的另一种选项。设想它们迅速趋近于人类主流文明,需要有某种奔放的想象力。但那正是它们已经做成的。这个转型有令人失望之处,但整体而言,自1989年以来的转变已经是杰出的成就。

是时候重新审视这一时期的谬见了。市场化改革、建立民主制度的尝试以及反腐败斗争并未失败,尽管也依旧尚未完成。现有证据驳斥了认为渐进经济改革路线将会更高效、更少痛楚的断言。后共产党国家的转型并未揭示自由资本主义的不完备或者民主制度的机能障碍,反而是,这一转型展示了自由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和持久承诺。

 

【译按:本文第一作者安德烈·施莱弗生于1961年,系俄罗斯裔美国经济学家,哈佛大学经济学系教授。1991年到1997年间担任俄罗斯政府经济顾问。著有:Privatizing Russia(与他人合著, 1995)、The Grabbing Hand(与他人合著, 1998;中文本题为《掠夺之手:政府病及其治疗》,2004)、Without a Map: Political Tactics and Economic Reform in Russia(与他人合著,2000) 、A Normal Country: Russia after Communism(2005)、The Failure of Judges and the Rise of Regulators(2012)。第二作者丹尼尔•特瑞斯曼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政治学系教授,专注于政治学、俄罗斯政治经济、比较政治经济研究。近著为The Return: Russia’s Journey from Gorbachev to Medvedev(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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