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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rry Summers评论《21世纪资本论》

作者Larry Summers是美国第71任财政部部长,2001年至2006年任哈佛大学第27任校长,1993年获得克拉克奖。他的父母都是宾夕凡尼亚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他的叔叔保罗·萨缪尔森和舅舅肯尼斯·约瑟夫·阿罗都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有时候,一部沉厚的学术专著主导一段时期内的政策辩论,尽管它有林立的脚注,但仍然出现在畅销书排行榜上。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就是这样一本书。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在里根政府末期问世,并通过全面审视欧洲历史论述论证来反对帝国过度扩张的案例,敲打了当局的神经。与《兴衰》一书一样,皮凯蒂对不公平的处理完美地匹配了当前的时刻。

正如上一代的肯尼迪一样,皮凯蒂已经成为政策智识世界的一位摇滚新星。他的书一度成为亚马逊的畅销书。所有的专家都对他的论点发表评议,几乎对进步的观点都是无比的喜爱,而对保守的观点则是严厉的批评。每次阅读皮凯蒂的大部头的时候,它都像是被撰写过很多遍。

这不应令人感到意外。当我们的政治似乎是被粗暴的中产阶级定义的时候,总统已经把不平等作为其核心经济议题,因此一本记录了1%、0.1%乃至0.01%顶部家庭的普遍和日益集中的财富和收入的书,怎能不引起高度重视呢?尤其是当它七百多页中的每一页都散发出博学的气息,提出易于理解的资本主义法则,揭示出更大地集聚是市场体系的天性,坚持认为缺乏新的激进的税收政策的时候。

皮凯蒂的时机可能是无可挑剔的,他的易于理解的但稍带异国风情的口音,完全适合于当今的媒体;但毫无疑问,他的作品对其受到的关注当之无愧。然而,这并不是说它的所有结论都经得起来自他的经济学家同行们短期内的学术批评,或者长久的历史考验。这也并不意味着他的政策建议作为一个解决不平等的药方,是现实的或近乎完全的。

先从其长处说起。在许多方面,《21世纪资本论》体现了我们都希望看到但是在学院派经济学家的著作中很少看到的美德。它根植于艰苦的实证研究。皮凯蒂与他人合作,花了十多年,挖掘横跨几个世纪、贯穿许多国家的大量数据,绝对确凿地记载了收入和财富的份额流向了顶部——前1%、0.1%和0.01%的人口——在过去一代人中急剧增加,标志着贫富差距的情况回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盛行的模式。现在,对不平等现象并不主要为落后工人技能的不足是没有任何疑问的。即使在收入比例方面,已经打开的距离,比如说,前0.1%和前10%其余人的间隔远超过前10%和平均收入者之间的间隔。即使皮凯蒂所有的理论都站不住脚,该事实的确立已经改变了政治言论,是一份当之无愧的诺奖级贡献。

皮凯蒂为赋予复杂现实以意义提供了一个精美的框架。他的理论是大胆而简洁的,如果是正确的话也是很重要的。在思想的各个领域,进步来源于指引后续思考的简单抽象范式,如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观点,或者凯恩斯的总需求观点。无论其想法最终是否被验证,皮凯蒂提出了一个资本主义下的自然经济演化理论,是一个重大的贡献。他的理由是,资本或财富以资本回报率增长,资本回报率通常超过经济增速。因此,经济体将趋向于拥有不断增加的财富收入比,除非发生了诸如战争和萧条的巨大阻碍。由于财富高度集中,接下去不平等将倾向于无约束地增加,直到一项政策变化被引入,来干扰财富积累。

皮凯蒂用凯恩斯、马克思或亚当·斯密的哲学史诗的模式写文,而非是当代学院派经济学家的枯燥、技术专家式的散文。他的书页充斥着对简·奥斯丁、巴尔扎克和其他许多文学人物的引用。对于那些不喜欢或不信任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人,皮凯蒂的人性化和彬彬有礼的研究使他的分析更加引人入胜。同时我们也不要忘记,他处理的市场结果公平性问题,最好被认为是对社会广泛思考的一部分,而非狭隘的数值方面。

所有的这一切,都绰绰有余的证明了人们给予皮凯蒂的热烈欢迎。尽管如此,我们仍记得,虽然肯尼迪似乎完美地击中了时代潮流,但在其写完后,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和美国所享受的经济复兴十年,他没有集中目标;同样的,我对把皮凯蒂的理论化作为理解美国不平等的指南持严重保留。而且,正如皮凯蒂自己承认的那样,他的政策建议是不入世的,应该可以用一种可以对中产阶级产生实际性不同效果的可行方式。

皮凯蒂的论点很直接,据他所说,是依托于一个简单的不等式r>g,资产回报率超过了经济增长率。其本质是最容易通过思考人口增长而把握。首先设想一个每对夫妻拥有四个孩子的世界。在那种情况下,累积的财富将耗散,因为第三代后代将有64个成员,第四代后代将有256个成员。另一方面,如果每对夫妻只有两个孩子,一笔财富即便在4代人之后才被拆分为16份。所以,缓慢的增长非常有利于财富不平等程度的上升,由于高资本回报率加速了财富的聚集。皮凯蒂认为,只要资本回报率超过了经济增速,财富与收入的比例将趋于上升,导致不平等增大。据皮凯蒂称,这是资本主义的正常状态。20世纪中叶是一段前所未有的平等时期。伴随着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政府的崛起等一系列痛苦的变化,1914-1970年期间的不平等是极度地非典型的。

这一相当宿命论的、且当然令人沮丧的资本主义观点,可从两个层面来挑战它。首先,它假设,随着财富的积累,如果有的话,资本回报率减少得缓慢;其次,所有的财富回报都用于再投资。无论历史事件是如何,作为今天思考美国经济的指南,这两个假设都不可能是正确的。

经济学家普遍相信收益率递减法则。随着资本的积累,每单位资本增加的收益递减。关键问题是替代弹性。其他一切数量不变,每增加1%的资本,相对于1单位的劳动,1单位的资本收益的减少是多于1%还是少于1%?如果是皮凯蒂假定的那样,下降不到1%,流向资本的收入份额就会上升。另一方面,如果减少了超过1%,资本的份额便降低。

经济学家永远试图用很多种类的数据来估算替代弹性,但却存在很多统计问题。皮凯蒂认为,经济文献支持他的假设,收益减少缓慢(用技术上的说法,替代弹性大于1),且因此资本的份额随着资本积累上升。但我认为他误读了文献,把资本总回报和和资本净回报混为一谈。随着资本存量增长,产量的增加缓慢下降,这似乎是有道理的,但是无可怀疑的是,折旧也按比例增加。扣除折旧的回报才与资本积累相关。据我所知,没有研究表明净值产量替代弹性是比1大的,而且我知道不少往往表明了结果是相反的。

通过观察具体特殊类型的资产,一些零碎的证据也可以支持上述结论。考虑土地的例子。在一些国家,土地是稀缺的,像日本或英国,土地租金占据的收入份额比美国或加拿大这种土地丰富的国家要多得多。或者,考虑住房的情况。经济学家们对住房需求缺乏弹性是相当的有信心的,即当有更多的住房被造出来的时候,房价下跌的幅度超过产量比例,这是一个在2007年和2008年痛苦地显现出来的命题。

过去几十年,在大多数工业化国家的国民收入中,利润份额的上升还没有证明皮凯蒂的论点吗?答案是,只有当假设生产要素都是他所强调的那些时,才是这样。相比于把增加的利润份额归功于财富累积的必然过程,大多经济学家更愿意把其和增加的不平等归因于全球化和技术革新相关的各种因素的作用。例如,手工作业的机械化,将会显著提高以利润形式出现的收入份额。汲取低成本的国外劳动力的更强能力也是如此。

另一个问题是,财富收益是否大量地进行了再投资。皮凯蒂的一个中心观点是,一个国家的财富收入比趋向于s/g(储蓄率:增长率)。因此他认为,下跌的增长率导致更高的财富收入比。但这暗含了一个假设,即储蓄率是不变或上升的。因为他假设资本收益大量地再投资了,因此他发现这个假设是合理的。

我却没有这么肯定。在最简单的层面上,考虑一个收入和财富都为100的家庭,与之对应的收入为100但财富为500的家庭。人们会预期前面的家庭拥有相对更高的储蓄比。换言之,在皮凯蒂的逻辑抽象中,存在一个财富上升会导致储蓄减少的自我调整倾向。

资本在美国的最大组成部分是自有住房。但自有住房的回报以房主自己使用的方式——经济学家称之为“估算租金”——被消费了,而不是再投资了,因为住房没有被设置成是一项金融资产。这种现象是广泛的。消费水平的决定因素已经被宏观经济学家大量研究。研究的一般结论是,财富增加1美元将导致开支额外增加0.05美元。这个数据足以抵消皮凯蒂分析核心中的资本回报积累的假设。

简单地看一下福布斯400强排行榜,400强排行榜没有支持皮凯蒂的观点,即财富是通过再投资逐渐积累起来的。当福布斯比较1982年和2012年最富美国人的榜单的时候,发现1982年榜单中只有不到十分之一仍然在2012年的榜单上,虽然1982年排行榜中很多成员只要以实际4%的年速率增长,仍将有资格保持处于榜单之上。然而他们却没有位于榜单上,因为他们要花销、捐赠,或错误的投资财富。同样地,该数据还表明,与皮凯蒂的观点相反,福布斯400强中财富是继承而来的人的比例正急剧下降。

如果对是否存在资本主义导致财富和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铁律,一点都不清楚的话,那么资本主义如何导致不平等增加的问题就会一直存在。尽管如此,在Piketty及其同事的工作之后,对于这一现象的存在或这一现象的广度,没有任何疑问了。近些年来,前1%的富人收入已经从不到10%上升到超过20%。本世纪美国人中收入中超过一半都流向了最富的1%。唯一超过1%的富人群体,只有前0.1%和0.01%了。

作为一个严谨的学者,Piketty认识到,在前1%的收入所得这一点上,实质反映了劳动收入,而非资本收入,一场你它们和财富积累是不同的问题。官方数据可能低估了这一方面——例如,比尔·盖茨所申报的资本收入,很大一部分其实最好被看作是他的企业家劳动回报。

那么,为什么前1%的人的劳动收入与其他人的收入相比,上升得如此之快呢?没有人真正知道。当然,有关高管补偿的盛行习俗已经发生了改变,尤其是在英语国家。可以想象,正如Piketty所认为的那样,随着税率降低,高管们在商讨更高的薪酬时需要处理更多的麻烦,而当税率很高时,这些努力就是不值得的(虽然我认为合理情况是,高税率将迫使高管们更加进行汲取,这样才能保持其税后收入水平)。

存在大量对现存公司治理和缺乏阻止自我执行的批评。当然存在权力被滥用。尽管如此,那些和Piketty一样、忽略了生产率其实和补偿没有任何关系的人,在选择那些由一个强硬企业主控制的公司时,需要小心对待这个观点。那些赚钱最多的高管,并非是那些运营公众公司(public companies)、并可以把董事会位置分配给他的朋友。相反,他们通常是私募股权投资公司选择来运营其所掌控企业的人。这并非以任何形式从道德上评判过度补偿,只是尝试提出是经济因素导致了这一结果的。

此外,基本事实是,技术和全球化给那些拥有非凡企业家能力、运气、或管理能力的人以更广阔的空间。想一想引领了摄影技术创新的乔治·伊士曼,和史蒂夫·乔布斯之间的差别。乔布斯有一个立竿见影的全球市场,和以非常低的成本来实现创新的直接能力,所以乔布斯比伊士曼获得更多创新价值的份额。与之相对应的,虽然伊斯曼的创新及其通过柯达公司的传播,繁荣了几代罗切斯特中产阶级,但是乔布斯的创新就没有创造出类似的影响。

这种情况是普遍存在的。最明显的,顶级运动员和演艺人员,在全球市场上因其名气而收益。但是,这类事情真的是要有非凡的天赋。例如,我设想我们将要很快看到教育界的超级巨星,他们通过网络课程指引着成千上万的受众,获得的报酬远超任何传统的学术梦想。

就资本在什么地方进行积累,我并不确定Piketty的理论强调了正确的方面。展望未来,我的猜测是,资本积累和不平等的逻辑点不是Piketty的财富积累。它们将是机器人、3D打印、人工智能,以及对它们进行例行任务的人。现有在残疾保险工作的美国人已经多于在制造行业生产的美国人了。所有这些趋势都在错误的方向,特别是对那些不太熟练的工人而言,因为未来几年,能取代白领和蓝领工作的人工智能的资本量将会迅速提升。

面对所有的这一切,政策应如何应对?

Piketty的论点是,财富积累和聚集的趋势,是资本主义体系不可避免的副产品。从他的角度来看,英语世界和欧洲大陆实施的资本主义之间的差异,是相对于工作中潜在力量的一个次要力量(second order relative to the underlying forces at work)。所以,他的政策建议主要是对不平等进行补救。

特别地,Piketty主张一种国际累进财产税,税率随着财富水平上升。这个想法有很多问题,首先这在任何一个时间内进行操作都是无法想象的。即便有政治意愿,也存在诸多执法问题。如何对一个少数人持股的公司进行估值?即便少数人持股的企业可以被准确地估值,其所有者有能力产生足以支付税款的流动性吗?每个辖区会不会有一种倾向,低估资产价值,作为吸引投资的一种方式?财产税会鼓励富人不恰当的消费吗?

也许,思考Piketty的财产税的最好方式,并非把其作为一个不那么严肃的提议,而是指出了一个指向两个真理的设计。第一,成功地缓解不平等将需要处理这样得问题:超级富豪逃避收入税和房产税。值得深思的是,在美国,每年遗产税和赠与税收入,还不足美国前400首富所有财富的1%。关于税收,和生活中的其他诸多事情一样,真正的丑闻并不是人们所做的违法事件——而是那些合法的事情。其次,这种努力很可能需要国际合作,如果资本变得更加有流动性的话。通过经合组织,G20成员国已经开始解决这些问题,但是能做的依然很有限。不管人们对资本移动性的普遍看法如何,人们应当对资本移动性的阴暗面,如避税天堂、银行保密、洗钱和监管套利等,达成更多积极合作的共识。

但是,除了税收,还可以做的是使得中产阶级收入更容易提高,同时使得不给社会大量捐款作为回报就很难进行财产积累。更严厉地执行反垄断法,减少对激励效应很少且垄断租金很高的知识产权的过度保护,对能使员工分享利润使其也能参与财富积累的机制给予更多鼓励,增加政府养老金在更高风险、更高回报资产的投资,加强集体谈判安排,以及改善公司治理。或许,就财富不均而言,公共政策可以采取的最重要两步是加强金融监管,以更充分地消除对金融活动的隐性和显性补贴,以及取消导致富人在大都市房地产持续升值的土地使用限制。

笼罩这个主题的是一个最后问题。为什么不平等取得如此之多的关注?是因为巨额财富的不良后果,还是因为对中产阶级收入再次增长的期望?如果如我所想的那样,嫉妒不是一个那么重要的原因,失去机会才是。重点应当转移到促进自上而下的经济增长政策上来。当长期停滞是一个真正的危险的时候,这些政策可能包括大幅增加公共投资,对年轻人进行更好的培训,对失业工人再培训,以及减少对能源生产领域私人投资的壁垒,该领域可以创造大量的工作机会。

看看肯尼迪机场。对于世界上领先国家的领先城市而言,这是一个尴尬的切入点。最富有的人通过私人飞行,可以很大程度上逃脱它的掠夺。对其修缮将雇佣大量的工人,他们用双手工作,为就业和经济增长提供了显著刺激。正如前文我所写到的那样,如果当美国人可以用3%的利率借到我们自己印刷的货币的时候,当建筑工人失业率徘徊在10%以上时,如果这都不是一个绝好的时机,那什么时候才是呢?

一本著作,如果能作为一个主题的终论,那么它是重要的。一本著作,如果能作为一个主题的开端,那么它是更重要的。通过关注发生在我们身边少数幸运儿身上的事情,通过围绕着市场体系长期功能的开放探讨,《21世纪资本论》已经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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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是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助理周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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