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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应纳入中国院士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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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田国强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高等研究院院长

中国现行的院士制度与教育、科技体制机制密切相关,而后者又受苏联模式的影响较大,整体上行政色彩大过学术。与之相关的教育、科技资源的配置也是行政化的,在较大程度上不是基于学术规律和追求学术卓越。目前院士制度种种弊端均脱离不掉此问题根源。

官员为何挤破头想当院士?

为什么中国许多政府官员挤破头想被增选为院士?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院士背后实质性的副部级行政级别待遇安排,使之具有经济和行政双重意义,也成为行政升迁与学术加码的一条路径。显然,剥离与院士头衔相关联的行政级别和待遇等制度安排,强化院士称号的荣誉性、学术性、纯粹性,势在必行。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就是一个单纯的荣誉性称号,并且是由学术共同体评出的,而不是某个行政机构认定的。院士身份是对他们科研工作的承认,同时科学院会为院士的科研活动和交流提供一些便利。除此以外,别无更多的附加利益,英国、澳大利亚等国也大致如此。并且,与中国院士制度还有一个较大的不同是,美国国家科学院的院士每年需向科学院缴纳会费,连续三年到期会费未付,则将转成荣誉退休院士,失去选举院士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投票权。

目前,国内很多评价体系中如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2012年的学科评估,在“师资队伍与资源”指标中,院士就被作为最高职衔,所占比重非常之大,而一些国际公认的学术荣誉,如经济学领域的世界计量经济学会会士等则根本未列入。在一些国家和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的评比中也是如此。同时,很多评审又是由院士主导或参与的。这种过度重视院士的指标评价体系及与之相关联的科技教育资源配置方式,带来的后果就是各高校、科研机构乃至企业对院士身价的哄抬,竞相给出高价码来拉院士加盟,抢夺话语权和资源。很多院士在这种利益追逐中也是身兼数职甚至数十职,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专注于科学研究。在美国,一个国家科学院院士给所在单位带来的更多是学术声誉,而不是政府的直接的科技教育资源倾斜。

并且,在学术领域内设置一个最高的职衔,是有悖于学术自由和创新创造的,应该鼓励科研体制的分散性和竞争性。具体到大学评价和学科评价,最重要的一个指标还是原创性研究。师资当然重要,但是这个师资质量的衡量更多的不应该是靠头衔、称谓,而是靠对知识大厦的贡献,那些基础性、原创性的贡献。如果院士作为中国最高学术荣誉之一的群体,在学术上没有较强的国际话语权,对人类共同面临的知识方面没有创新,没有一些基础性的研究,没有原创性的研究,对学科的发展没有贡献,那显然是不利于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

经济学应纳入院士体系

在将院士制度回归学术本质的同时,中国也需要将社会科学逐步纳入到院士制度体系中,促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体系的平衡发展。自然科学重要,社会科学可能更重要,因为它是决定方向、战略、愿景的,牵涉面非常广。在社会科学中,经济学则是经历了范式革命后最具科学属性的学科,这也是其被1969年被新增为诺贝尔奖学科门类的重要原因。经济学科类似医学学科,医生是治病救人,需要具有比较好的基础,找准病因、掌握病理、熟悉药性。庸医医死一个人,庸经济学家的危害性更大。经济学是要治理社会经济,给政府提建议,如不弄清楚适应范围、治理边界,盲目的照搬,将造成很大的负面社会影响。

并且,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可以应用到其他社会科学门类乃至自然科学的研究中去。所以,经济科学最具有纳入院士制度体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当然,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国家科学院的成员资格主要也还是限制在物质科学家和生物科学家范围之内的。自60年代中期起,美国国家研究理事会人类及心理学处才开始积极推荐当时受种种限制未能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的社会科学家进入到其主管部门,这就为经济学家入选科学院院士创造了机遇。

1967年,决策理论学派创始人之一赫伯特•西蒙当选国家科学院院士,其后他于197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据统计,已故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或外籍院士中至少有34位当代经济学家,加上目前健在的70位左右经济科学领域的院士或外籍院士,先后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或外籍院士的经济学家大约有100余位。其中,有一半左右同时还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责任编辑童德文,邮箱:jpdong@efn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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