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罗杰·迈尔森(Roger. Myerson) 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我是一位博弈论专家，主要研究有关竞争的一般数学模型，它将帮助社会科学家理解经济学与政治学中提到的竞争性激励。尤其是我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作品，为经济学家们发展了一些基本的技术，用以分析人们在非对称信息和各种信任条件下的交易。对我来说，这些不仅是以数学语言呈现出来的伟大思想，而且是更好理解现实中许多重要问题的钥匙。
譬如在宏观经济学中，博弈论的洞见有助于经济学家搞清楚：储户对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信任是如何驱动类似于大萧条期间的繁荣与萧条的。对一位研究博弈规则的经济学家来说，很显然传统的宏观经济理论对银行监管规则着墨甚少，但现在情况正在好转。
然而在我们有生之年，与经济发展为全球十多亿贫困人口创造的福利相比，大萧条对人类福祉的影响可谓微乎其微。普天之下，再没有哪里比津巴布韦更适合思考当今重大的发展问题了。这里经历了漫长的发展探索，也许未来会继续徘徊，当然也有可能变得更糟糕。博弈论加深了我们对发展问题的理解，它提供了一个普适性的框架，用来分析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为何在不同国家发挥不同作用。今天，我想谈一些发展理论的基本问题，即政府民主分权的潜在意义。
提到“民主”一词，让我顺便谈一下中国的情况吧。尽管中国没有多党竞争的民主政体，但却有实质性的分权，国家的权利被分散到地方和省一级的政府。这种政治分权对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密切相关。掌握自主权的地方政府有激励去发展经济和工业，正是这一点驱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但中国很快发现需要更多民主的政治竞争，至少为掌管地方政府的大员们提供一种激励，使他们为有效提供地方公共服务的质量负责。因此，我今天要跟大家探讨的，就是民主化进程。
我认为，一国民主化进程成功的关键是要增加有良好声誉领导人的供给，他们能够负责任地运用权力，并开销公共资金。读者诸君可能要闻了，我们怎么才能有效增加声誉良好领导人的供给呢？对此我的答案地方政府，因为一个国家的地方政府是已验明声誉的民主领导人的最大供给者。
植根本土强化国家民主
众所周知，政府服务队晋级增长有重要意义。贸易和投资能够繁荣经济，但前提是政府必须提供法律保障和基础设施。反过来，政府的好恶是由政治领导人决定，他们会在给定的政治体制之下展开权力角逐。长期而言，这些宪法规则能够决定一个国家领导人的素质。
那问题来了，如何在今天改变我们的政治制度，以期在接下来的50年里出现理想的领导人？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思考未来可能出现领导人的地方，以及他们在爬上权力巅峰之前会做些什么。我们必须思考领导人在一国基础事务中发挥的作用。
在任何政治体制下，领导人都必须通过组建支持者网络（即政治关系网络或党派）掌控国家权力。支持者之所以簇拥到那些有可能成为未来领导人的身边，必定是预期他们的效劳将在未来获得回报。这意味着，任何社会的成功领导人，最重要的事务就是保持一种对忠诚者进行可靠奖赏的声誉。
在一个没有政治竞争的社会，如果官僚阶层的横征暴敛不会增加他们失去权力的风险，那么即使是仁慈的君主也不能阻止朝臣们苛求更多的特权。正如利润会刺激经济产出一样，权力带来的特殊待遇也会激励政治作为。我们希望民主竞争能够限制精英特权，同时为民众带来更好公共服务。以上是我关于民主的基本论断。
但一个成功的民主政体不仅仅需要选举。即便是自由选举，只要投票者相信没有其他党派的候选人比他更好，一个腐败的政党依然可以获得选民的支持，并继续维持对权力的控制。只有选民能够识别每个竞选团队中的两个或更多符合条件的拥有良好声誉的候选人，民主竞争才能够提供有效的激励，促使候选人提供更好的服务。当缺乏值得信任的领导人时，民主难免会令人失望。一场总统选举本省的确能够为获胜者带来一些声誉，但是它并没有对可信替代人选的供给产生影响，而这恰是一国民主体制的长久基石。
地方政府中的责任机构（responsible institutions）提供了培育值得信赖民主领导人的最好机会，成功的地方领导人能够在那里证明他们有资格成为上一级政府的有力竞争性候选人。当地方选举产生的领导人对政府在行政与预算方面的成败有清晰的责任时，这些成功者的扩充使一国可信赖领导人的一般性供给增加。
因此，如果选民们对国家政治候选人感到失望的话，一个补救措施应该是到地方政府的责任机构去挖掘候选人。事实上，地方民主可以有效的减少进入高一层民主选举的障碍。经济学家们理解的，反对新进入者的障碍，是不完全竞争市场中供给者获利水平的重要决定因素。（译者：董金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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