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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方向和创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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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研究》创刊60周年,实在是值得可喜可贺。在中国经济学研究和教 育能够发展到目前这样的水平,《经济研究》作为国内最顶级的经济学期刊在其中所起到的引领和导向作用是不可忽视、不可或缺的。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确立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目标之后,《经济研究》适应新时期经济建设和经济学发展的新形势,面向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前沿,注重引导对于重大现实问题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为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推进也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时至今日,现代经济学的很多原理、概念、方法已成为学界、政府和社会大众耳熟能详的基本常识和共同语言。可以说,在中国已经基本跳出了全盘否定现代经济学的窠臼。但同时,由于不少人受到的现代经济学理论逻辑及其实证量化的训练有限,没有注重其理论的前提条件而盲目照搬到中国问题的研究和应用中来,当然也导致了许多问题。十年前,笔者在2005年第2期《经济研究》上发表的《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一文,对这些问题已有论述。不过,近些年来又有一些有较大话语权的人提出了要对现代经济学进行反思,其理由是,现有的主流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假设太强,太过注重数理逻辑和数学细节,与现实隔得太远,不能很好地解释和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从而否定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经济发展和市场化改革的基本作用,认为需要另起炉灶,发展出独有的中国经济学及其理论。

这种认为现代经济理论有问题的观点很有市场,但真的是这样吗?其实大多情况是自己没有弄清楚前提条件,从而不知道理论有其适用范围,就盲目地泛用,出错了,就怪理论不好,甚至认为是错的。其实,像任何学科的理论一 样,每个严谨的经济理论都给出了前提条件,不是在所有情形下都有效,从而, 除非理论有逻辑矛盾,他们之间没有对错之分,而只有哪个理论或模型最适合中国当前经济制度环境。这正如哈佛大学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教授所指出的那样,这些指责通常来自外行或者某个非正统的边缘派。[1] 的确如此,在中国持有这种论调的经济学家往往都是那些对经济学理论和方法了解有限,基本没有作出原创性贡献的人。

这种论调如果不加澄清,有很大误导性,将会误导社会大众及广大学子, 影响到经济学在中国的研究与教育,从而有必要加以澄清。这里面,主要牵涉到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如何看待经济学理论与现实之间的落差和数学性的问题,及经济理论之于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指导作用是什么;二是原创性的基础理论、工具方法的研究与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关系如何处理,也就是如何看待国际化和本土化的问题。对这两大问题的解答,也决定了新常态下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方向和创新路径。

一、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发展更需借重经济理论的导向作用

什么是经济新常态?在笔者看来,其要义是尽管现有的经济发展模式让中 国经济在过去三十多年取得巨大成就,但它只是一种追赶式、粗放式,靠要素驱动的发展模式,展望未来,之前的成功模式不可持续,需要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乃至创新驱动转型,但这有赖于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的完善。现实中存在一些于此有利的新生事物,特别是当今互联网经济的高速发展,互联网金融的创新和发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市场经济活动前所未有地越来越趋向于亚当• 斯密、哈耶克、阿罗-德布鲁及科斯等人所描述的市场经济的理想状态,因为它使得构成交易成本最大部分的信息交流和沟通成本大大降低了。

上述现实和理想状态的逼近,对我们如何看待理论与现实之间的落差问题 提供了启迪。的确如此,基础经济理论最基本、最重要的作用就在于给出目标、基准点和参照系,从而起到明道、指明方向的指导作用,通过理论指导改革、变革及创新来促使现实经济运行不断向理想状态逼近。实际上,这也是自然科学里最基本的科学研究方法论,即为了研究一个问题,先抓住最本质的东西,从最简单、无摩擦理想情形的基础研究着手。尽管这种理想状态在现实中都是不存在的,但它们却近似地描述了自然世界,为更好地研究现实问题打下 来必不可少的基准点和参照系,为不断推进科技创新,逐步逼近无摩擦理想状态奠定了基础,从而成为自然科学技术的基本研究方法。

同理,尽管许多经济理论不适宜直接用来描述当前中国经济制度环境,但是却为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取向指明了长远方向,为我们研究各种问题提供了一系列的参照系和基准点,从而为逐步解决现实和理想状态之间的落差奠定了理论基础。过去30多年里,现代经济学的学术研究与教育传播,对中国经济 的改革、开放起到了很积极的推动作用。当前,中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以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历史阶段,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将得到更充分的发挥,从而现代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理论也有了更广阔的应用空间而不是相反。但是,如一味盲目崇尚市场,认为不需要任何先决条件,就无法看到基础经济理论在界定市场边界的巨大作用,就会否定市场会失灵,否定外部性的客观存在,自然就会提出对现代经济学进行反思。不知道这些人是否意识到,如果没有规制来保护生态环境和知识产权,一味地放任市场自由,能避免环境污染、雾霾围城及激励企业创新吗?一个制度所带来的正或负的巨大外部性是 否也不存在呢?

除了对于经济理论假设不符实际的批评,另一点常见的批评就是现代经济 学太注重细节,越来越数学化、统计化、模型化,使问题更加晦涩难懂。为什么现代经济学要用这么多数学和统计,就是为了严谨性和实证的量化性。尽管领导决策层和一般民众不需要了解理论严谨分析的细节或前提条件,但对提出政策建议的经济学家必须要了解。这是由于,经济学理论一旦采用就具有很大的外部性,如不考虑前提条件就盲目应用,会带来很大问题甚至灾难性的后果,因而需要借用数学来严格地界定其边界条件。同时,一个理论的应用或政策的制定也往往需要运用统计和计量经济学等工具手段进行实证量化分析或检验。再加上,在大多数情况下不能轻易拿社会作实验,因而需要有历史的大视野、大视角来进行纵横向比较。所以,在作经济分析或给出政策建议时,既要有理论的内在逻辑分析,也要有大视野的历史比较分析,及有实证的量化统计分析。 这样,在作经济分析或给出政策建议时,往往需要从理论、历史和统计三位一 体进行了学理性分析,三者缺一不可。的确,在最终的分析中,所有知识皆为历史,所有科学皆为逻辑,所有判断皆为统计。这样,即使对严谨的原创性研究也完全可以做到有学术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学术。很多技术性很强的文章,其实也可能包含很多经济思想,模型背后体现的是深刻的经济学思想(如一般均 衡理论、机制设计理论等)。

此外,由于现实经济社会错综复杂,经济理论所以要借助于数学模型来抽象、刻画现实经济世界,以使人们能更深刻地认识、理解现实中要解决的问题。由于刻画经济环境的差异,理论及模型都不是唯一的,就看哪个理论或模型是最适合解释某一经济现象。所以,经济学既是科学,也是如何抽象、刻画现实经济环境的艺术。笔者常通过地图的例子来阐述基于刻画经济环境的方式来建立经济理论的重要性,绘制一比一的世界地图没有任何现实意义和价值,但是缩放的旅游地图、军事地图等却能帮助我们更快更好地到达目的地。

同时,也不要无限期望经济理论能解决关键性和根本性的问题,或一旦出现问题就一味责怪经济理论。对于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理论探讨、理性思考和理论创新其重要性自不待言,但是决定国家大政方针的基本制度才是根本、关键和决定性的。如果关系到国家的走向和长治久安方面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基本制度没有确定,再好的经济理论也发挥不了多大的作用,说不定还适得其反。经济学没有放之四海皆准、适合所有发展阶段的最好的经济理论,只有最适合某种制度环境前提的经济理论。比如,即使凯恩斯主义理论也不是一无是处,它有其适用范围,在经济遇到危机紧急情况需要“止血”时,它提供了许多短期有效的政策工具,但千万不能将其普遍化、常态化和泛用。

二、中国的经济学研究与创新需要两手抓、两手硬

一般而言,经济学研究与创新大致可分为两类,这涉及到国际化和本土化的问题:第一类是基础性的、原创性的,具有共性的理论和工具方法的研究和创新,这些研究和创新没有国界,具有一般性,如消费者选择理论、厂商理论、博弈论、信息经济学、机制设计理论等。这是因为经济学的两个最基本假设个体逐利、信息不对称也是经济社会普遍存在的两个最大客观现实。在这方面,中国的研究水平和国际相比差距很大,这些差距体现在原创性、发表论文数量的差别、研究方法、以及文章中体现的经济思想的差距,急需迎头赶上,需要有一批人瞄准国际前沿,做纯理论和量化方法的研究,而不单单是做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中国要成为强国,各方面都必须崛起,包括拥有国际学术话语权;第二类是现实问题,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分析框架、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来研究某个国家或地区的现实问题,特别是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

此二者是辩证统一的,不要以前者否定后者,或以后者否定前者,两者应是并行、并重的。就如同自然科学中的基础研究创新和企业界的技术创新研究一样,是相辅相成的,都非常重要,缺一不可。对于中国学者而言,在国内做研究的优势就是对中国的现实国情具有切身和相对深刻的认识,研究中国经济 问题具有近水楼台之便。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中国的重新崛起,中国经济问题往往也成为具有世界性影响的经济问题,其研究在国际经济学界会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虽然有很多国外的经济学家对中国问题很感兴趣,但由于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了解有限,在做研究中国问题时没有优势。

这两方面的研究都需要学好现代经济学,掌握其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打好理论和方法论基础。经济学在中国的创新,不是靠推倒重来,全盘否定,而是应该建基于经济学的理论基石之上的边际创新或组合创新,技术和应用创新往往就是在基础研究的基石上对现有技术的重新组合和推广,如同不同的中药组合形成新的药方一样。有生命力的经济学理论一定和自然科学一样,是基于前人的理论成果基础上经过比较、拓展而发展起来的。

与此同时,可以看到许多诺贝尔奖级别的原创性研究恰恰是获奖者年轻时的研究成果。并且,毕业获得博士学位只是进入经济学研究这一终身事业的门槛,初出茅庐的海归博士往往对中国现实问题把握不足,一旦被采纳误用,其由负面外部性不可低估。所以,基于这两个原因,笔者一般不建议青年博士尤其是海归博士一毕业就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我个人一直是做纯理论研究的,直到拿到终身教职后才开始做中国问题研究。我看到不少刚非常优秀的海归博士由于没有将内功练好(理论功力及把握现实的能力不足),回国后就立即进行中国问题研究,往往没有什么大的后劲。一个经济学者的个人学术生涯有好几十年,当有了充分的理论准备和一定的学术积淀之后,进而再去做一些政策性问题研究也不会太晚。

三、经济学教育应致力于培养有责任感的“科学”的经济学家

熊彼特在其1949年出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所作题为“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就职演说中,曾指出,“科学是指经过专门技术加工过的知识。经济分析,亦即科学的经济学,包括了历史、统计和经济理论等技术”。[2] 现代经济学非常注重引入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和分析框架来研究社会经济现象和个体行为,强调从假设到推理再到结论的内在逻辑,强调用数学作为基本逻辑分析工具,强调以数理统计和计量经济学为基础的实证量化研究,从而具有很强的自然科学属性和非意识形态性。中国还需要进一步加强现代经济学教育,培养更多“科学”的经济学家,使之既具有理论的内在逻辑分析,也具有历史视角的比较分析和统计的实证量化分析能力。

正是基于前述的考量,笔者所在的以“理论经济学”为主干学科的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就非常重视学生在这三方面的能力培养,学院在相应课程设置的配备上主要由三个部分构成,分别是:理论基础培养、历史视野培养和定量分析培养。

此外,经济学需要争鸣,推动改革需要发声,从而需要大量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有历史责任感,有知识分子道统的经济学家。笔者常讲一个零比一个负要好,就是要勇于发声,否则或由于利益或由于理念而全是一面倒的反对改革的声音,那么改革只能停留,甚至是倒退。如同吴敬琏老师在上世纪80年代末就曾指出的,“对于改革的理论和实际问题进行自由而切实的讨论,是改革向前推进的必要前提”。[3] 所以,中国的经济学家中应该也需要有那么一 批人始终敢于为坚持市场导向的改革而谏言。当然,这里的坚持不是一种盲目的坚持,而应是建立在对于经济理论内在逻辑、经济客观基本规律的敬畏和把握之上的。这样,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中国经济学家至少有两点是必须坚守的。

一是独立性。也就是陈寅恪所提倡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治学境界及学术观点的公立性。经济学家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应具备的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独立性。保持独立性并非易事,很多时候很多人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将个人私利掺杂到公共事务的意见评判中去。所以,在涉及改革议程和公共议题方面,我们应该超越个人的特殊情境,排除个人私利的干扰,追求和持守一种具有普适性的目标、价值和立场。具体到中国的改革情境,这种目标、价值 和立场应该指向市场化、民主化、法治化的路向,从而形成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为制度框架的现代强国。

二是责任心。如前所述,任何一个经济学理论都有其边界条件,需要充分注意其结论成立的前提条件,不能夸大其作用,一旦盲目运用,可能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所以,我们经济学家要有社会责任感,建言时一定要严谨再严谨,严肃再严肃,不要当媒体经济学家,追求媒体的光环,不要走极端,语不惊人 死不休,晔众取宠。经济学家也不是算命先生,在分析经济问题时应采用经济学的内在逻辑分析方法:首先对想要解决问题的有关情景(经济环境、形势和现状)作充分了解和刻画,弄清问题所在和成因,然后有针对性地正确运用恰 当的经济理论,得出科学的内在逻辑结论,并结合历史的视角和统计的手段,据以作出科学的预测和推断,继而提出具有可操作性、可行性的解决方案和政策建议。

 注:

[1] DANI RODRIK. “Economists vs. Economics”, http://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economists-versus-economics-by-dani-rodrik-2015-09.

[2] Schumpeter, Joseph A, “Sicence and Ideology” in Danel M. Hausman, eds., The Philosophy of Econom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260-275.

[3] 参见吴敬琏、周小川等,《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中国展望出版社,1990年版,第14页。

原文标题:新常态下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方向和创新路径——庆祝《经济研究创刊60周年

作者:田国强(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美国德州A&M大学经济系)

(编辑:邵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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