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华民教授在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2014年年会“新阶段，新改革，新常态”上的精彩演讲。华民教授系统地思考了中国经济转型背后体现的工业化属性和经济学涵义，转型过程中政府经济政策的错误，以及可以帮助中国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后工业化社会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
华民教授是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专家。
讲三个观点，第一个观点与新常态有关。也就是我们这个论坛要讨论的主题。新常态形成的原因，我的观点是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出现了经济增长放缓，一定是政策出错。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当然也包括部分经济学家，杜撰了很多所谓的经济增长瓶颈来论证新常态（即较低的经济增长）是不得不接受的现实，然而却普遍缺乏数据与事实的支持。
1、今天经济形势这么严峻，主要是因为政策出了问题，如果聚焦一下，最近的政策大家都知道，这10来年管理层着重在做以下两件事：
第一，就是内需驱动。走内需驱动的道路带来的结果一定是总需求下降，因为外部市场没有了。回顾一下世界经济发展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自1495年以后，国际贸易决定一个国家的兴衰，谁占有国际市场谁就兴起。从西班牙、葡萄牙到荷兰、再到“大英帝国”，无不是靠贸易崛起的。1870年以后的美国，以及1945年以后的日本，也都是靠着贸易而走向繁荣的。1500年以后西方用银本位，我们脱离了这个世界货币体系用了铜本位，从此以后中国经济就失去了经济增长的机会。这10来年我们一直在用内需驱动经济增长。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在不断进行国际间的比较，比什么呢？比消费占GDP的比重，美国是多少，中国是多少？可是却很少有人透过现象看本质，去思考一下，为什么中国的消费占GDP的比重会比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低很多。其中的道理很简单，一个国家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高低不是政策可以改变的，而是由农民占总人口的比重来决定的，农民是非工资劳动者，倾向于自给自足，一个国家的农村人口越多，其消费占GDP的比重就越低，这是一个结构问题，而不是一个政策问题，它需要通过经济发展才能得到解决。更何况消费原本就不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只是经济增长的结果。因此，当我们强力推行用消费来推动经济增长的政策时，必定会导致经济增长的衰退，因为其后果是总需求的下降。
第二，就是我们一直在做结构调整。最近的结构调整是通过产业政策来实施的。从世界经济发展史来看，几乎没有哪个国家的产业政策是成功的，因为政府没有产权约束、又要比企业更加缺乏市场信息。更为重要的是，产业政策在中国目前的体制下还可能带来管制效应，即市场禁入，由此带来的后果便是总供给的下降。总供给下降了，经济增长一定衰退。世界各国的经验告诉我们，凡是坚持市场经济发展道路，把资源配置的权利交给市场，那么就只会有周期性经济波动，但不会出现长期的衰退。今天中国正在推行的结构调整基本上属于政府行为，而不是市场行为，很有可能出现长期衰退。如果经济增长出现长期衰退，那么这种所谓的新常态将会产生很高的风险。为什么呢？因为有效增长太低了，把名义GDP增长比上新增就业增长才1%点多。有效增长率太低，就业问题，收入增长问题就有可能解决不了。于是两大潜在的风险就会显现：一是农村有可能重新返回马尔萨斯陷阱；二是城市则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我个人的体验是已经掉入中等收入陷阱里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已经有将近10年没有涨工资了。所以我们对新常态到底应当怎样来理解？中国能不能接受所谓的新常态？从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人口压力还在、农村人口占比还非常之高，完全具备高速增长的条件，为什么要通过反市场的结构调整政策来降低中国的增长率呢？
2、为什么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几乎都很难实现长期的可持续增长？根据麦迪森提供的世界长期增长数据来看，欧洲国家的经济增长不仅发生的时间早（因为它们最早走上了工业化的发展道路），而且可持续的时间也特别长。从经济增长的时间节点上来讲，比亚洲国家大概要早了200多年，从增长持续的时间来看也有200多年的时间。相比之下，日本只为持了50年左右的增长。中国如果按照目前的趋势来看，也就只有短短的30多年的增长。为什么欧亚之间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反差呢？对此大致可以从以下三个角度来加以探讨：
第一，欧亚之间的这种反差首先可以从社会转型的视角来加以分析。欧洲的做法是社会转型在先，从而为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历史告诉我们，欧洲国家在工业革命之前，花了将近200-300年的时间进行社会改革，从而率先完成了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并由此造成了世界经济的大分流，即欧洲经济的崛起与亚洲经济的衰落。毫无疑问，这种分流源于欧洲的社会转型与亚洲的守旧。把这种分流归结为欧洲对亚洲的侵略或者剥夺是缺乏理性的。亚洲国家的工业化基本上是属于追赶型的，从而具有外生性，这样的工业化推进方式，往往会因为急于求成而忽略必要的社会变革，从而造成经济增长的制度瓶颈而不可持续。比如很多亚洲国家还是在用农耕文明和传统文化在指导市场经济发展，从而面临严重的制度与要素错配的问题。
第二，因为急于追赶，在经济增长的路径上，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亚洲国家又做出了错误的选择。在工业化还没有完全实现之前，就急于进入后工业化发展阶段，结果，受禀赋约束的制约，结构调整受阻，但是制造业却在不断消失，最终就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其中的原因就在于工业化可以造就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有中产阶级在，就可以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没有中产阶级在，社会收入就容易走向两极工分化，这不仅会使社会失去稳定，更为重要的是，伴随着中产阶级的消失，全社会的平均收入水平会趋于下降。美国的经验很说明问题，当美国的金融活动占GDP的比重超过9%的时候，美国的收入差距便急剧扩大，基尼系数不断提高，因为金融服务业的发展对富人（有产者）是有利的，而对于中产阶级、特别是穷人是非常不利的。同样，当香港以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来推动经济增长的时候，社会收入分配的差距也迅速扩大了，不仅如此，经济增长的速度也明显放缓了，从而与同样是城市经济体、但却坚持发展制造业的新加坡相比，无论在收入分配、还是经济增长上都表现出巨大的落差。欧洲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从农耕文明走向工业文明，需要越过两个陷阱，一是马尔萨斯陷阱，二是中等收入陷阱，为了避免掉入这两个陷阱，我们首先需要的是从农耕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然后才是从工业社会走向后工业化社会。
3、中国要实现可持续增长，关键在于解决好以下四个基本问题：第一，是提高人口质量。人口质量决定一国的生产率、学习能力、以及知识累积的程度。人口质量靠什么来提高？当然只能是教育。因此，发展教育可以说是一个国家回报率最高的投资，当然教育投资回报率的高低不仅与教育投入的数量有关，也与教育的制度有关。第二，是文化变革。工业革命前的文化属于农耕文化，与工业文明难以匹配。农耕文明注重消费，工业文明注重投资和生产。农耕文化的特点是对历史进行编年，而不是进行解释。故而只有记载，没有创新和思想。所以，不展开足有成效的文化变革是难以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第三，制度选择。制度是选择激励还是压制财富创造的，是注重经济增长，还是搞收入再分配今天中国所有的制度设计有问题，我们不是鼓励所有的人们去干活的，不是马克思理论的，不干活就别想富有，我们现在鼓励大家的是不干活就可以富有，而且一个晚上就可以暴富。我们今天是鼓励所有人拿补贴，天天晚上在广场上跳舞，这个国家太可怕了，没有人在创造财富，没有人在干活。第四个就是经济结构。我们现在过早的去工业化、搞服务业，搞后工业社会，制造业没有了，中产阶级就没有了，中产阶级没有了，就有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未来中国要实现可持续的增长，第一要补课，必须要从农耕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第二我们要坚持工业化。第三，在可持续增长上去做几件事，发展教育。中国的教育投入量很大，不是教育投入的问题，是教育制度的问题。教育是干什么的，是行为规范还是生产知识，还是生产人力资本？中国理所当然应该能够走出中等收入陷阱，但是回到现实中来看，我们的制度和文化设计让我们有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用一个分析框架来讲，中国要实现一个可持续增长，这四点如果没有很好的解决，我们会面临一个大的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