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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 余淼杰: 如何制定与评估产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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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淼杰,经济学博士,毕业于美国戴维斯加利福尼亚大学,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国家杰青基金获得者,全球经济管理类前1%高引论文经济学家。其为China Economic Journal 副主编、中国国际研究学会副主席。其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贸易和中国经济发展。余教授是首位独立获得获英国皇家经济学会奖的华人经济学者。曾先后三次获得全国国际贸易研究最高奖—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发展经济学最高奖—张培刚发展经济学奖,获刘诗白经济学奖、胡绳青年学术研究奖、全国商务发展研究奖。


记者:现在一个新的概念叫共享经济,大致是说利用互联网技术使得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相互交易,互通有无。但是这里面存在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问题,以目前学校内的共享单车为例,很多人其实并不用微信扫码开锁,而是直接按开,应该如何评估这种共享经济的发展前景?

余淼杰:首先这是属于互联网+方面的一些内容,像共享单车这种分享经济的新事物已经明显影响到了我们的衣食住行还有停车方面的日常生活,类似的还有摩拜单车和滴滴打车等等的,这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很多的方便。这些大的发展方向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刚才说到的存在道德风险这样的问题,这些道德风险是可以通过一些技术和规制手段来解决或者减少的。比如相比于校内的小黄车,摩拜单车的技术更好,在应对道德风险问题上就显得很成功。
 
记者:您的意思是这些道德风险问题只是共享经济发展中面对的一些技术性问题都可以通过技术来解决。不过,这种新经济形式其实也引出了一个问题,就是政府在面对新事物时应该做些什么。是不作为,还是通过政策减少这种共享经济的问题。比如政府在面对滴滴打车是否合法的问题上其实左右为难。

余淼杰:这个问题其实两个问题,一个是不是需要管制,一个是如何管制。对于第一个问题就要看具体的行业,比如食品方面关系到人的生命健康自然是需要管制的。对于第二个问题,首先要认可中国政府的开放度,允许这种新事物的发展,但是也有很多不足的地方,比如说现在滴滴的司机需要本地户口,这其实是户籍制度的延续,是一种变相地歧视和管制,而且是没有道理的,政府就应该逐步取消。
 
记者:这种合法性的争论是否是利益冲突造成的?

余淼杰:这种观察当然是正确的。但是一个社会既要把蛋糕分好也要把蛋糕做大。就滴滴打车来说,如果一个人要出行是要叫出租车还是用滴滴的预约车,这个选择的过程会有利益集团的绑架,但是政府可以有很多措施来应对这种利益集团问题。比如取消滴滴打车的户籍限制等等。
 
记者:您在一篇文章里面提到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其实并不矛盾,同时也坦言这需要信息公开,政策效果会受到诸多因素制约,也对政策制定者有着很高要求,这些苛刻条件的存在是不是能说明产业政策存在不合理?

余淼杰:对于产业政策的问题不应该说要不要产业政策而应该是如何制定更好的产业政策。只有在市场经济发展非常好的情况才能够不需要产业政策,美国现在没什么产业政策但是在发展初期也有很多产业政策。对于中国而言,制定一个好的产业政策是十分困难的,但是制定一个好的产业政策也是十分重要的,虽然存在诸多困难还是应该支持制定产业政策。
 
记者:对于新经济现象,政府的前瞻性自然不如市场,但是这里面应该暗含着非效率的目标,比如国家安全之类的。这些目标是否能够成为产业政策的充分理由?

余淼杰:这要看某一个产业政策的利和弊。在某一个阶段我们不能既让马儿跑得快又让马儿不吃草,现在大家都在批评四万亿,都认为是造成产能过剩的原因。但这是不公平的,这种后遗症政府当然知道,可是这是必要的。一个理由是现在和国际上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依然是很高的。而放眼全球世界上最好的赚钱机会依然在中国。另一个方面,既要考虑长期也要考虑短期,那些以破坏环境为代价的产业政策就显然是不合理的。

   (文:段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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