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金字塔和建国家公园有什么共同点？
如果是已故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他可能会说，都对国内生产总值（GDP）有贡献。拜凯恩斯所赐，现在我们都已知道，在伴随大规模失业现象的经济衰退时期，政府可以雇用工人建造金字塔或国家公园。
尽管金字塔里面的木乃伊和国家公园里受保护的红杉都无法产出任何消费品，但工人将获得报酬，并将钱花在其他经济部门，从而产生乘数效应，并最终扩大GDP。虽然这种解释隐含了浪费行为，但这不是我们希望给读者留下的印象。
事实上，自凯恩斯以来，西方国家的自由派与保守派政府就一直在经济衰退时期动用政府刺激措施。即便是坚定的自由市场倡导者如已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1965），也在1965年时坦言：“我们都是凯恩斯主义者。”
不幸的是，尽管一些政府刺激措施有助于将经济从崩溃的边缘拉回来，但还有一些措施从长远来看则不那么有效甚至弊大于利的。所以，关键不在于要不要使用政府刺激政策，而在于如何运用。
美中两国的对比也许可以为这个讨论带来些许启示。由于近期人民币连续意外贬值造成资本外逃，本周三，中国政府向经济体注入了1,500亿元人民币作为弥补。在这个背景下，这一讨论显得更加切题了。
早在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美国政府便开始用凯恩斯式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来对抗经济衰退、加快经济复苏。例如，为创造就业岗位，美国建设公路、桥梁，尤其还有国家公园内的很多设施，惠及当今的美国人。
举个更近一些的例子：为抗击2008年的经济衰退，布什和奥巴马政府都出手干预，用大规模政府支出来拉动经济走出衰退。这些措施包括退税、给银行注资、救助大型汽车制造商、为创业公司提供激励措施，等等。
这些努力的短期影响是美国经济避免彻底崩溃，民众的信心也恢复了；较长期影响是市场机制恢复正常运转，大型企业扭转局面，连本带息地偿还了救助资金，以及经济通过调整和恢复，已经进入扩张模式，就业、消费和住房市场健康增长。
至于最新一笔1,500亿元人民币的注入将对中国经济产生何种影响，我们不得不拭目以待。但眼下大家可以参考之前的例子。2008年金融危机中，中国政府释放了4万亿人民币（约合6,660亿美元）以刺激经济，创下单一经济体的最大刺激规模。再加上乘数效应，这无疑对中国经济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这一举措的短期目标是确保GDP增幅达到8%，即“保八”——中国政策中对这一目标的简短概括。这一目标的确实现了。
但长期效果就不太乐观了：很多依赖政府投资而启动的项目成了“烂尾工程”，至今仍未完工。不少行业产能过剩。地方政府的债务至少翻了一倍；大量现金涌入房地产市场，造成房地产泡沫；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和民间借贷机构的拖欠贷款大幅上涨；最后一点，但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由于政府的大量干预，股市一直在坐过山车。
是什么造成了美国和中国政府干预措施在收效上的明显差异？
虽然全面回答这个问题超出了本文的范围，但为获得一些线索，我们不妨看看美国和中国的地方政府是如何做出经济决策的。在美国，地方政府由一个民选委员会的成员组成，只对当地选民负责，并不听命于上一级（州或联邦）政府。
因此，这些委员会成员的经济决策反映的将是选区内选民的希望——众所周知，民众的希望不一定是最有经济效率的目标。因此，比如同样的一块土地，是建立野生动物保育中心，还是用来建一个大型购物中心，这样的经济决策必须在提倡发展、提倡动物保护或其他任何呼声够高的利益团体之间找到折衷方案。虽然这样的流程存在速度缓慢和缺乏经济发展重点的缺陷，但它可以防止政府将大笔资金投入高风险或浪费项目，就像建造金字塔那样。州政府和联邦政府也有类似的制衡机制来保护其经济政策。
相对于美国模式，中国模式则是完全反其道而行之：下级政府由上级政府任命，因而听命于上级政府；层层往上，一直到中央政府。
中央控制大量资源，并对经济拥有近乎绝对的权力。这样一来，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就可以指挥经济体向着任何它认为合适的方向发展，全国所有资源都听其调度，因而能够迅速动作。
不用说，这样做效率高、收效好，特别是在经济危机时期。但这样一个体系也伴随着巨大的代价。例如，政府能否确保像刺激资金这样的经济资源，能被有效地用于长期改善民生？
答案是不能，因为决定这些问题的官员听命于上级官员，而不是当地民众；而只有当地民众，而不是上级政府，才最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没有一个以民众意愿为指引的机制，中央政府就只能用GDP增速作为考核地方官员表现的唯一指标。
背负着不惜任何代价增长GDP的任务，地方官员开始建造任何可以扩大GDP的东西：制造厂、商场、公寓楼、高速公路，以及让华盛顿国会山相形见绌的政府办公楼。这些新建成的高层公寓和购物中心中，很多至今空置，在中国各地催生出很多鬼城，成为现代版的埃及金字塔。
这里的教训很清楚：将GDP作为唯一的发展目标，会导致市场信号扭曲和造成资源浪费，因为除了选区内的选民之外，没有人知道发展的目标应该是什么，就连政府也不知道。官员们需要学会如何代表一个地区多元化的发展目标，抑或是整个社会的发展目标。
看来中国政府已经开始认识到，使用GDP增长作为唯一目标是不可持续的，必须改变这一局面。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做到这一点。
尽管解决方案不易获得，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答案不在于提高政府官员的经济知识，而在于政府该如何公平有效地将选民提出的各种不同的发展目标纳入决策中来。
译|雁行 校|徐笑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