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Bradford DeLong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
几十年来，人们一直在预测先进计算和机器人科技会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一方面，有人警告说机器人会在经济中取代人类，摧毁人们特别是低技能工人的生活。也有人看到了机器人所带来的巨大经济机会，比如，他们说机器人能改进生产率、承担无人愿干的工作。风险资本家彼得·提尔（Peter Thiel）最近也加入了战团，他属于后一个阵营，认为机器人能让我们的未来避免高物价和低工资。
要指出哪一方是正确的，首先要理解历史上人类创造价值的六种方法：通过我们的腿、我们的手指、我们的嘴、我们的大脑、我们的笑容和我们的精神。我们的腿和其他大肌群将东西移到我们想让它们存在的地方，以便我们的手指将它们重新整理成有用的模式。我们的大脑管理常规活动，让腿和手指保持协调。我们的嘴--事实上，使我们的语言，不论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让我们能够互相传递信息和娱乐。我们的笑容让我们彼此保持联系，确保可以心往一处使。最后，我们的精神--我们的好奇心和创造力--认识和解决重要而有趣的挑战。
提尔反驳了机器人末日论者常常持有的观点--人工智能和先进机器人对劳动力的影响将复制全球化对发达国家工人影响。全球化伤害了美国等地的低技能工人，因为它让遥远他国的群众也得以参与全球劳动分工中的腿和手指竞争。这些新竞争者要求的工资更低，因此许多公司的选择是不言而喻的。
提尔认为，这一现象和机器人崛起之间的关键区别在于消费。发展中国家工人利用全球化带给他们的议价权获得他们自己的消费资源。反之，计算机和机器人不消费除电力以外的任何东西，尽管他们完成腿、手指甚至大脑活动的速度和效率远远强于人类。
在这里，提尔提供了一个他在PayPal首席执行官任上所获得的经验。PayPal没有聘用人手来检查每1,000,000笔交易中的每一件物品以发现欺诈迹象，它的计算机能批准显然合法的交易，然后提交1,000笔左右可能的欺诈交易供工作人员仔细检查。于是，一名工人加上一个计算机系统就可以完成一代人之前PayPal需要聘用1,000名工人完成的工作。计算机系统不需要食品之类的东西，其所带来的千倍生产率提高悉数转变为中产阶级的福利。
换句话说，全球化拉低了低技能发达国家工人的工资，因为其他人能更廉价地完成它们的工作，然后将他们所创造的价值消费掉。计算机意味着更高技能的工人--以及留下来看管大型机器人化工厂和车间的较低技能的工人--能将时间用于更有价值的活动中，并由几乎无所求的计算机来协助他们。
提尔的观点也许是对的，但绝不是无懈可击的。
事实上，提尔似乎陷入了经典的钻石和水悖论--水是必需品，但几乎无成本；而钻石几乎毫无用处，却极其昂贵--只不过提尔的情形更加复杂和微妙。钻石和水悖论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在市场经济中，水的价值并不由水的总用途（无穷大）或水的平均用途（非常大）决定，而是由我们所消费的最后一滴水的边际价值（非常小）决定。
类似地，未来机器人-计算机经济中的低技能和高技能工人的工资和薪水并不由一名较低技能工人保证所有机器人就位或一名高技能工人重新编写软件程序的（非常高的）生产率决定。相反，报酬将体现高生产率计算机-机器人经济之外的工人所创造和赚到的水平决定。
20世纪40年代，当弗雷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在新兴工业化曼彻斯特工作时，他被前所未见的世界最高水平劳动生产率所震慑。但该工厂工人的工资并不由他们卓越的生产率决定，而由他们若回到闹饥荒之前的爱尔兰的土豆地能赚到多少决定。
因此，问题不在于机器人和计算机是否能在商品、高科技和信息制造行业无限制地提高人类劳动的生产率。它们能做到。真正重要的是机器人——计算机经济之外的岗位——与人的嘴、笑容和精神有关的岗位——是否有价值和高需求。
从1850年到1970年左右，快速的技术进步首先导致工资与生产率同步增长。接着，开始了滞后的收入再分配平等化过程，因为用于取代人类的腿的机器和手指创造了需要用到人类大脑和嘴的机器看管（machine-minding）岗位，数量超过了需要常规肌肉力量或灵巧工作的部门所损失的岗位。而上涨的真实收入增加了闲暇时间，从而提振了笑容和精神产品的需求。
当机器取代了常规大脑工作时，是否会发生同样的过程？也许会。但像提尔那样急吼吼地站队绝对是操之过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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