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熟人效应下，借款不用抵押。然而“五人小组”中一旦有人违约，也会影响到其他四人的信用，五人小组都不能再借款。“这种建立在熟人间的信用制度，使得格莱珉银行多年保持不到1%的坏账率，远远低于绝大多数商业银行。”
元宵节刚过，地上鞭炮的碎屑还在，苏北乡村的早晨依然清冷。江苏省徐州市新沂市窑湾镇臧许村，不到7点，苗云侠就出了门，包着厚厚的头巾。连名字都不会写的她，做梦也没想到在年岁半百之际，拿到了这辈子的第一笔贷款：人民币两万元。她准备和儿子一起摆摊，卖尾单货。
七八公里外的陆口村，和大部分苏北乡村并无异样。走到村中央，一栋绿色的尖顶房子映入眼帘，才看出一丝不同——门前挂着孟加拉国和中国国旗，这是格莱珉银行（Grameen Bank，孟加拉语“乡村银行”）目前在中国唯一的支行江苏陆口支行。
村口和村道上，红色的欢迎横幅随处可见。3个月前的2014年12月17日，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再次到访中国，来到陆口村。被称为“穷人银行家”和“小额信贷之父”的他，通过小额信贷的方式扶助穷人尤其是贫穷妇女，鼓励她们进行社会交往和创业致富。2006年因“从社会底层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努力”，尤努斯和由他创办的格莱珉银行一起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千年水乡窑湾古镇有“小上海”之称——苏北鲁南重要的商品集散地、京杭大运河的重要码头之一。距离窑湾10公里的陆口村，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农村社区，处于江苏、河南和山东三省交界，目前约有3000人，由沂河冲积而成，土地肥沃、农耕繁忙。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几乎家家男人外出打工，老人、妇女和儿童成为庞大的“留守群落”。人均收入每年约人民币2000元，勉强温饱，而中国农村小康标准是人均年收入8000元。
身材不高、体形健硕的马南•萨克尔(Mannan Sarker)作为专家，去年从孟加拉国被派到陆口，担任格莱珉银行陆口支行经理，此外还有4名全职工作人员。8点左右，戴着眼镜、书生气十足的陆口支行中心经理顾绍辉，穿着绿军大衣、骑电动车过来上班。“从2014年10月6日至今，陆口支行已经放贷人民币44万元。”除了臧许村，顾绍辉在陆口村也发展了一个新的小组，春节前都已发贷，他对《商业周刊/中文版》坦言，陆口支行严格执行格莱珉银行的“五人小组”的核心理念——以五人小组为贷款单位，彼此熟悉，相互监督，形成内部约束机制。借款人100%是妇女，借款主要用途是养鸡、养兔、建设煎饼加工厂或开设小卖部，借款金额从5000到20000元不等。
号称世界第一家“穷人银行”的格莱珉银行，从1983年成立到2015年1月，30多年来累计发放了165亿美元信用贷款，目前共有2568家分行，服务覆盖81390个村庄，拥有865万成员，其中96.2%为妇女，并和其他商业银行一样可以实现盈利。在熟人效应下，借款不用抵押。然而“五人小组”中一旦有人违约，也会影响到其他四人的信用，五人小组都不能再借款。“这种建立在熟人间的信用制度，使得格莱珉银行多年保持不到1%的坏账率，远远低于绝大多数商业银行。”在《商业周刊/中文版》面前，萨克尔不时大笑一声，露出雪白的牙齿。
尤努斯及格莱珉的蝴蝶效应，已经成功辐射到全球上百个国家和地区。这位孟加拉国的经济学家，20多年来，先后到访北京、上海、广州、海口等地参加论坛，曾受到习近平、温家宝等中国领导人及央行吴晓灵、易纲等官员会见，但之前从没机会真正走进中国的乡村。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尤努斯一直梦想着在中国复制格莱珉经验。“中国极端贫困人口比例，虽然从1990年的60%下降到了2010年的12%。但绝对数量依旧很大，消除贫困有着极大的样本效应。”有着浓重中国情怀的尤努斯告诉《商业周刊/中文版》，“格莱珉银行属于以人为本的社会企业，是穷人持有的企业，格莱珉银行赚钱，但利润只会再流向穷人。”
在尤努斯频频造访中国之时，小贷在中国也越发受到重视。央行和银监会连续颁布政策，支持小额信贷和农村金融的发展。央行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6月末，中国小贷公司已有8394家，贷款余额人民币8811亿元。
3月17日，高战再次赶到北京，忙着修改给京东集团CEO刘强东的合作协议细则——他是尤努斯考查许久的“中国门徒”——格莱珉中国计划联合创始人、CEO及尤努斯中国中心执行长。去年12月17日，格莱珉中国和京东集团宣布在多个领域达成战略合作意向，核心围绕在农村金融领域，将互联网金融因子糅进格莱珉模式中。
尤努斯和高战无疑赶上了好时机。3月3日，银监会发布《关于做好2015年农村金融服务工作的通知》，要求强化农村金融差异化监管，有效支持农村实体经济发展。之前的1月20日，银监会专门设立了普惠金融工作部，并强调未来将强化银行业在小微、“三农”等薄弱环节的服务。
罗伯特•席勒(Robert Shiller)对“普惠金融”做过深入阐释。这位2013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在其新作《金融与好的社会》中提出“金融民主化”的核心理念：“金融有充足的潜力为我们塑造一个更加公平、公正的世界。”
这同尤努斯的理念不谋而合——格莱珉中国计划的宗旨，就是“拥抱金融界不可接触者”。然而尤努斯在中国备受追捧的背后，现实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营利性P2P爆炸式发展，公益性小额信贷乏人问津。吸储合法性迟迟难以解决，格莱珉模式在中国艰难前行。
春节后不到半月，顾不上多陪陪在香港的太太和孩子，高战已经数次赶赴北京。3月17日，他再次进京，“落实去年年底和京东签订的农村金融合作协议，我得盯紧点，尤努斯在中国奔走这么多年，几次都是最后关节泡了汤。”高战毫不讳言地对《商业周刊/中文版》说，“北京大成律所刚成为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免费向格莱珉中国提供法律服务，所主任彭雪峰个人出资人民币50万元支持格莱珉中国项目。”
去年12月17日，格莱珉中国和京东集团举行了一场盛大的签约仪式，宣布两者在多个领域达成战略合作意向，双方将借助京东强大的互联网渠道和供应链资源，结合格莱珉在农村小微金融服务领域的深厚经验，携手开拓中国广大的农村金融市场。当天上午，尤努斯和刘强东共享一顿独具风味的早餐，绕不开的话题也是技术——在席间探讨了小微金融如何结合互联网促进农村发展。尤努斯希望“通过技术，让更边远的地区也可以获得金融服务，要改变模式，不仅可以挣钱，也可以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这是尤努斯第一次见到刘强东。促成两位大佬合作的幕后人物是邱煌(Tony Qiu)——一位到京东仅4个月的第一届国际管培生，去年8月才入职京东，澳大利亚籍华裔，在麻省理工大学读MBA时，为尤努斯工作过两个月，帮助格莱珉制订了进入中国市场的计划。
尤努斯去年12月来访中国前，本计划去见阿里巴巴董事长马云。邱煌直觉这是个好时机，便向公司管理层提议可协助京东与格莱珉建立商业联系，结果促成了这次战略合作。“我觉得京东金融的模式更适合和格莱珉合作，也算是顺水推舟。”
在尤努斯的构想中，格莱珉中国计划和京东金融战略不谋而合。京东金融是京东集团今年的重点业务，依托着京东电商平台10年来积累起来的交易数据记录和信用体系，京东金融经营多元化的互联网金融业务，在过去一年，陆续推出京东白条、京保贝、京东小金库、网银钱包、众筹平台“凑份子”等产品。“今年京东金融业务主要在三个方面发力：上线股权众筹平台、发力农村金融（电商和金融的融合）和校园金融。”京东金融副总裁姚乃胜说。
在苏北农村生活过18年的刘强东，用“疯狂”两字形容农村的高利贷现状，他希望这一合作能为农村注入新的变革力量，格莱珉模式在中国从此插上了互联网技术的翅膀。高战提供的《京东集团-格莱珉中国小微金融战略合作框架备忘录》显示，双方将共同探索、创造一个中国的互联网金融样本——京东-格莱珉金融模式，预计时间表是2020年。
“京东与格莱珉将共同探讨合作，结合京东的渠道下沉战略，为农村提供更多的金融解决方案。”京东金融的李小刚告诉《商业周刊/中文版》，“双方肯定会探讨在小额信贷方面的合作，未来的合作形式是多样的。京东拥有自己的小贷牌照，不一定走向P2P，后端可以接P2P，也可以接小贷，主要是看风险的划分和具体的风控手段。”
高战的理想状态是:京东的供应链金融、众筹、大数据风控等与线下格莱珉小微金融模式互补结合，并最终让京东道下沉战略和格莱珉小微金融模式遍布中国的广大村镇。“格莱珉模式引入互联网，可能成为一个新的发展模式。”实践过小贷20余年，经济学家、国务院参事汤敏发现，中国的小贷走传统商业化模式非常难，不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小贷公司又因成本过高而举步维艰。
经济学家许小年倒看好两者的合作。“小贷难关键是信息不对称，而利用京东的网上大数据，可从大量信息中分析贷款申请人的信用状况，会有效降低信息不对称问题。此外京东嫁接或借鉴格莱珉的小贷模式，可构建社会基层微型结构，使得贷款的跟踪和回收成本降低。”
春节前夕的2月17日，刘强东高调现身家乡宿迁，10来天前的2月5日，京东将宿迁宿豫确定为农村电商全国首个示范县（区）。目前，京东农村电商乡村合作点已覆盖宿豫128个行政村，每个合作点都配备一名专职推广员和一名义务推广员。“我们想借助格莱珉模式进行创新，找出一条适合商业型企业可持续的农村微型贷款的商业模式。”刘强东说。
姚乃胜已经先走一步。京东的农村金融产品不是向农民提供现金，而是提供“白条”服务。大数据是京东做农村金融的风控保证，依据大数据，通过自营商品、物流服务向农民提供种子、化肥和农药等。
这也正是尤努斯特别看重的——和阿里巴巴旗下的蚂蚁金服不同，京东金融创新了互联网、零售商和金融业务的一体化模式。在京东金融所实现的闭环中，关键的一环是属于消费者金融范畴的创新产品——京东白条。
为配合农村电商战略，京东已为宿迁宿豫部分乡村推广员开通了“白条”业务。“现在还是基于白条的经验为乡村推广员提供类白条业务，未来会将小贷等优势金融产品引入农村，将解决农民融资难、成本高等困难。”李小刚说。
然而，无论是京东还是阿里，仅凭来自电商平台的大数据分析都难以作为放款的全部依据，只靠电商平台的数据，无法了解一个人的总负债水平和解决对借款人的激励问题。“大数据不能解决全部问题。格莱珉模式的核心之一，就是解决放款难的信任问题。能结合起来就完美了。”高战说。
席勒在《金融与好的社会》一书中写道，“对金融进行进一步民主化改造，意味着创造更多为民众所开发的金融方案，运用一些为全民化服务的技术，保证民众能够更明智地参与金融系统。”
对京东来说，信用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免息期的确认和落实——这才是无支付消费的核心内容，也是金融之于普罗大众最根本的价值。
和觥筹交错的场面相比，尤努斯显然更喜欢乡村。和刘强东吃完早餐，12月17日下午5时，74岁的尤努斯已经出现在陆口村——从北京坐高铁过去3个小时，他很在意出现在陆口的象征意义。“那里有中国农村目前最典型的问题。年轻人更加向往城市，那里收入更高。留守村庄的只有老人和小孩，农村经济在萎缩。格莱珉中国在那里开展项目，吸引年轻人回来创业，振兴农村经济。”
2014年1月28日深夜，陆口村难得下了一场中雪。一早8点，大家扫雪、晨会、培训结束，来不及吃早饭，高战就发动开了10来年的老桑塔纳，带着萨克尔，还有两位新招的大学生：1992年生人的曹艳和王巧弟。车里坐不下，顾绍辉骑着电动摩托，一起赶往附近的臧许村，召集该村新的“五人小组”培训，地点在一个组员的饲养棚。
“五人小组”和“中心会议”是格莱珉银行最经典的模式。每个借款人，必须与其他人组成一个五人小组才能向银行申请贷款，而6-8个小组又会组成一个中心，进行每周一次的聚会，这就是“中心会议”。这是臧许村“五人小组”放贷前的第二次培训。组长王合美，组员苗云侠、刘凤侠、张会和张大妮。大家坐着小马扎，围成一圈，雪已经融化，风不时吹进来。陆口支行严格执行格莱珉最核心的“五人小组”和“中心会议”。这个小组在接受7天的培训、每个成员通过单独考试之后，才可以拿到贷款。
顾绍辉让大家先谈谈贷款的用途。最年轻的张大妮想批发毛绒玩具。“我有进货渠道，能拿到出厂价，还不用来回跑进货，节约车费路费。批发的话，10元挣2元，100元挣20元，差不多半年就能收入两万元。”苗云侠想和儿子一起摆摊。张会要养肉鸭，“之前养蛋鸭，时间太长，风险大，差不多要3个月才能产蛋。肉鸭35天就能卖了。”
尽管冷风不断涌入，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场面热烈融洽，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在拉家常。培训结束，组长喊起立，互相敬礼。顾绍辉在每位借款人的登记本上填写借款金额、偿还金额等信息，检查无误后，将登记本归还给每位组员。
顾绍辉也是本地人，家在陆口村北面30里外一个叫大顾家的村子，父亲常年打工。80后的顾绍辉，大学毕业后在上海从事国际物流工作，无意中在报纸上看到高战的报道，本来就对农村和家乡一直很关注的他，在微博上主动和高战交流。2012年年末，他正式接受了高战的邀请，在征求父母和妻子意见后，他很快离开上海来到陆口村。“上海很大，但不是我的家。”
“孩子现在老家我母亲带。这一干就是3年，最难的还是去陌生人家拜访。虽然是本地人，想要取得老百姓的信任也很不容易，良好的人际关系需要长期积累。”在常年的走街串巷中，顾绍辉逐渐摸索了一套和妇女们打交道的经验，“比如她有孩子的，要抱一抱，由衷地赞美一下。和她们聊天尽量用家乡话。要能叫上人家的名字，比如张阿姨李大妈之类的。从唠嗑中取得信任，不能急，慢慢来。”
回陆口村的路上，高战一边开车，一边给新招的两位女大学生做培训。“你们觉得沟通时什么最重要？”曹艳调皮一笑，“细节嘛，以后一定注意。”刚才中途去一家之前放贷做煎饼的农户丁春红家，曹艳告别时又忘了叫阿姨的名字。“不能只称呼阿姨阿姨的，你应该叫丁阿姨，说明心里真有她，她也才会记住你。”高战又继续问，“如何检验一个信贷员的工作？”这次王巧弟的答案很让他满意，“一是对人的熟悉程度，二是人与人之间的熟悉程度。”
高战强调说，贷款只是媒介，要建立一个熟人社区和社会生态，关键是知根知底，深入到农村的肌理之中。“格莱珉只把钱贷给贫困线以下的人，却从不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这也是保证高还款率的秘密之一。”
顾绍辉不是高战招来的第一个信贷员，目前的格莱珉陆口支行还有3位中心经理：白国庆、周宝和江昆，都是江苏本地人，翻译是一位广东的90后女生肖欢琦，经常跟随高战，奔走全国各地。
尤努斯很欣慰他们能在家乡工作，他注意到中国农村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希望通过社会企业和小额贷款，“留住那些有创意、有梦想的年轻人，让他们不一定要去大城市谋生。我希望换一种思维：他们不是找工作的人，而将成为提供工作的人。”
格莱珉模式有“16条公约”——包括利用空地种蔬菜、送孩子上学、饮干净的水等等，被高战视为格莱珉银行的“灵魂”。“这些都是社会发展的目标，太厉害了，一旦定下就成了绩效考核的唯一指标。所有员工不断地谈这些指标，还款率反而放在最不重要的地方，但成了自然而然的结果。”
高战最为钦佩的，还有格莱珉专家与底层民众打交道的技巧——如穿着简朴；要表扬家里的亮点、孩子以及家庭的整洁；入座时不能坐得比主人高；每周开会和还款时，双方要相互起立敬礼。“格莱珉模式的成功关键都在于细节。正是这些看似和信贷无关、简单又可执行的信条，有力地帮助妇女恢复信心，促进公共生活。格莱珉模式是理想主义和商业设计结合的复杂体。”
正是由于对细节近乎苛刻的坚持。在1月29日晚座谈时，高战甚至和顾绍辉发生了一次小小的言语争执。经常走乡串户的顾绍辉，说高战有些“过于书本化了，不能太理论、太机械”。但高战强调说，“必须严格按照格莱珉的模式做，那是尤努斯实践30多年的结晶，之前有过太多的案例，说明变通不行。一步不坚持，步步都会错。”
在尤努斯理念的众多信徒中，高战是比较特殊的一位。社会学出身的他，对中国乡村凋零有着强烈的责任心。2003年，在经济学家茅于轼的感召下，高战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就回到家乡陆口村成立了村民互助基金会。2010年，基金会转制为合作社，他在陆口村尝试推行格莱珉模式。“边自学边推广，有一段时间，方圆几十公里的电线杆上，都贴上了我‘妇女贷款’的小广告。”高战很能理解家乡农村妇女的感受。“对于一位农村妇女来说，虽然很需要贷款，但走出第一步很难，她常常要说服自己的朋友，可能仅仅因为害怕、怀疑或者丈夫不允许和钱打交道。”
陆口支行的还款模式和格莱珉孟加拉国银行一样。借款人每周需偿还固定本金、利息，外加一部分存款。借款利息按照一年10%计算，存款利息定在6%，同时还要将贷款总额的5%存在小组基金里。“贷款不过是个手段，我们很高兴能改变农村妇女的状况，一位拿到贷款的白冠英，把儿子都培养成中学英语老师了，目前义务帮我们做翻译。”顾绍辉说。
“在信贷领域，男人和女人是能力和需求有差异的个体，不能一视同仁。”浙江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丁骋骋认为中国发展普惠金融，只有把握这种性别差异，采取主动策略，才能使需要扶贫的家庭与需要创业扶持的女性真正受益，最终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共赢。
尽管饮食和天气有些不太习惯，萨克尔还是很喜欢在陆口支行的工作。生于1964年的萨克尔，在格莱珉工作了24年，担任过多个部门的最高行政职位。2014年6月，萨克尔再次受尤努斯的派遣，来到江苏农村开展格莱珉项目的复制工作。陆口支行的4名中心经理，平均工资人民币3000元左右。“近几个月的运行情况还不错，陆口村支行收入和支出基本平衡。我对中国还是很有感情的，希望把自己多年的经验复制过来。至于成功与否，”萨克尔摊了摊手说，“我也不知道。”
萨克尔并非第一次到中国工作。2011年6月到2012年11月，他曾担任四川松潘格莱珉小贷公司经理。2010年11月，马云和尤努斯一拍即合，加上壹基金的创始人李连杰，三方在四川和内蒙古成立小贷公司——这是格莱珉首度直接在华推行小贷项目。然而运行两年后，该项目就因效益不佳挣扎在生死边缘。“孟加拉国模式和中国国情碰撞出了很多问题，当时处理时也没经验。”曾受邀去沟通过的高战谈起来不无遗憾，“格莱珉是个开放和创新的体系，不同国家会面临不同情况，若要成功复制，通常需要2-3年甚至更久。”
高战和时任松潘格莱珉监事、小贷专家杜晓山深入交流过松潘格莱珉项目的问题，“核心还是格莱珉模式具体实施时变形了，比如贷款人资格和还款时间都有出入，外籍管理者和本土信贷员沟通也不顺畅。”
在格莱珉模式中，培训是影响项目成败的关键因素，信贷员一般要培训半年，淘汰率达40%以上。只有受过专业系统培训的信贷员，才能辨别出适合的客户。“松潘格莱珉的信贷员，最长的受训也才4个多月。我在培训时，有的信贷员还经常不来，说已经明白了。”萨克尔回忆起来还是有些无奈，“结果信贷员找的贷款户都不是底层穷人。此外，县里各种规矩和手续十分浪费时间，令项目进展缓慢。”
当年满腔热情的尤努斯如今也承认，“格莱珉在中国内蒙古和四川遇到很多问题。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在中国很难筹到钱。”曾在山西做过小贷实验、备受挫折的茅于轼，很能理解格莱珉在中国的处境。“格莱珉在中国最难解决的是资金来源问题。在海外还能靠尤努斯的名气获取各方资金的支持，而在中国现在的环境下，这个问题还很难解决。”
高战倒是不避讳自己的心路历程。“我做了10来年的农村小额信贷，前7年都在学茅于轼，后来才知道学错了，这3年才开始学格莱珉。”2010年，他接触到更为系统和专业的格莱珉模式后，顿时将尤努斯引为知己和偶像。“不要把它理解成银行，货币只是一个媒介，这是相互发展的一个社会途径和家庭微型结构。”
高战相信自己和尤努斯冥冥之中自有缘分。2012年，他亲赴孟加拉国邀请尤努斯到中国演讲，起初，格莱珉的工作人员对他希望会见尤努斯的请求不置可否。当高战参观时认真、专业的表现打动他们之后，也只答应安排15分钟。结果两人相见甚欢，一谈就是2小时。
高战执着的理想主义气质，让尤努斯看到了年轻时的自己。2012年8月，格莱珉中国中心揭牌，高战被任命为执行长。2013年12月，尤努斯派出手下大将格莱珉信托执行主席拉提菲(H.L.Litifee)前往陆口村考察。2014年7月初，萨克尔进驻陆口村，带领中国团队践行格莱珉模式。尤努斯曾提醒高战：“如果没有长期待在基层的意愿，以及对底层人的尊重关怀，光靠这套模式是做不好的。”
中国众多的P2P目前都在挣快钱，像格莱珉一样，更多的农村金融公司要在田间深耕细作。曾在传统银行浸润多年的贷帮网CEO尹飞，多次去孟加拉国“取经”，他对《商业周刊/中文版》分析了孟加拉国小微金融的成功经验：初期，尤努斯等开创了现代化规范化的小额信贷管理体系。中后期时政府跟进，允许有条件地吸收储蓄、设立公益性的低成本的批发基金（政府成立，独立管理）。
尹飞认为两者的核心，都是为小额信贷提供合法的低成本资金供应。他非常认同格莱珉的模式，但在中国不能得到广泛推广核心就是资本问题。按照尤努斯的“社会责任性投资”理论，普惠金融应该兼顾社会责任和商业可持续发展，空谈理想和情怀，没有资本也没办法运作下去。这正是尤努斯和高战的心头之病。格莱珉中国成立这两年来，除了聘请专家加强培训之外，“找钱”成为高战的头等大事。在中国访问期间，尤努斯也以格莱珉银行的亲身经历多次呼吁：在中国改造原有金融机构是浪费时间，小额信贷机构一定要有吸收存款这样的银行牌照，否则便是“瘸了腿的金融机构”。
当前监管机构对于吸储尤其敏感，专家建议比较可行的方法，是小贷公司在发展初期，向商业银行或政策性银行申请转贷，按照商业原则操作，不需要贴息。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冯兴元建议，格莱珉中国新的项目要能运作良好，需要依托当前存在的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农村信用社等现有机构，或者新设一家类似机构。
自嘲“除了有个格莱珉的牌子一无所有”的高战，几年来接触过无数的银行家和企业家，甚至还给作家龙应台写过一封信，受邀在台湾做过一次推广活动，但基本没人愿意投资。2013年4月，他和太太商量之后，毅然卖掉了位于北京二、三环间唯一的一套房子。“有这600万才有点信心，起码能先请专家过来培训，有些放贷资金，撑一段时间了。”
格莱珉中国的首批董事会，将由格莱珉方面3人（尤努斯、拉提菲和高战）、刘强东和彭雪峰5人担任。
3月17日，高战继续在和刘强东深入沟通，按照格莱珉全球复制的经验，建立一个完整的格莱珉系统需要2-3年时间，500万美元左右（不含信贷资金）。“刘强东承诺个人先对格莱珉中国出资100万美元，其余部分将利用自己的影响力，筹集补齐剩余的资金。”
格莱珉中国和京东更长远的愿景是共同研究解决方案，利用在线或者传统金融平台为格莱珉筹集可回报型公益信贷资金，力争到2020年，为格莱珉中国筹集人民币5亿元的有偿信贷基金。如何打通农村金融的最后一公里？高战的秘密是奔走在田间地头的信贷员，刘强东的撒手锏是京东金融的乡村推广员。除了人才瓶颈，高战还不得不直面政府监管、资金投入等难题。“要跟政府搞好关系。一定要让政府觉得，这是他的政绩，不是在挑战他的权威。我们和村干部的交流，都是公开透明地进行。”
梦想和现实仍在撕扯。尤努斯对陆口支行饱含期望，格莱珉所代表的消除贫困模式，能否在中国赢得未来？高战说自己永远忘不了这样的情景：不识字的苗云侠，一笔一笔比画着写下自己名字、拿到厚厚一沓两万元现金贷款时，笑容在布满皱纹的脸上如鲜花般绽放，“此时此刻，她的内心深处，一定是有尊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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