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5日，全球领导人将在纽约联合国特别大会上会晤，为新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DG）授权开路。SDG被称为“代际机会”，其潜力不可谓不大。但到目前为止的迹象表明最优健康目标可能会脱轨。
SDG将是千年发展目标（MDG，始于2000年，将于2015年到期）的继任者。MDG在鼓动政治意愿、将金融资源集中于中低收入国家的有限范围的基本需要方面起到了成效。数百万人的生活，特别是撒哈拉以南非洲人民，得到了改善。
SDG框架已经经历了一年的广泛咨询、游说和争论。一些领域的共识正在形成：新目标应该解决未竟的MDG；应该不仅包括贫困，也要包括地球的极限，包括气候变化等；应该不限范围，解决各国（不论贫富）不平等性恶化等挑战。
普遍的健康目标意义重大。一些状况--如未引起重视的热带病--为发展中国家所特有，而其他疾病，如艾滋病、结核病、疟疾和母婴死亡等，特别多发于穷国。但是，在很大程度上，过去十年中我们弄清楚了普遍疾病有哪些，全世界范围内的绝大多数病症和可预防的死亡都由它们引起。不幸的是，预想中的健康日程忽略了这一趋势。
几百名科学家合作多年完成的疾病研究全球负担（GlobalBurdenofDiseaseStudy）对死亡和残疾原因及其基本风险因素的最佳可估算。数据清楚地表明什么让我们得病和过早地丧命。
2010年，三分之二的死亡由非传染性疾病（NCD）造成，据预测，到2030年，NCD将是非洲最常见的死因。这些死亡大多是由少数高峰限行为引起的，包括吸烟（位居全球风险因素第二）、酗酒（位居第三）、肥胖和饮养不良（分别位居第六和第七）以及精神病（位居第十）。
在刚刚过去的7月，联合国秘书长给即将到来的联合国大会讨论发去一份短报告。这份报告尽管明确提出了解决现有MDG的需要，但只是略微提到了NCD的负担。报告呼吁采取行动“推广健康行为”，但并未包括任何限制吸烟、减少过度酒精消费和改善饮食的措施；相反，报告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水、环境卫生和保健上（当然，这些也很重要）。
为什么世界第一杀手——NCD只获得了如此低的关注度？要知道，证据已经指出了当前和未来的健康需要。
看看形成秘书长报告的顾问程序就能一窥端倪。在健康顾问中所综述的99篇文献中，15篇来自推动性和生殖健康和权利的组织，而只有5篇来自专注于NCD的组织（也可以说是六篇，如果把一篇来自酿酒业支持的组织的文献也算计来的话）。
同样重要的是，许多证据被忽略了。一篇呈给印尼和印尼总统以及英国首相为首的秘书长后2015年发展日程高级别顾问委员会（HighLevelPanelonthePost-2015DevelopmentAgenda）的文献综述给出了范围甚广的一系列建议，其基础是对当前和未来全球健康问题的深刻理解。
专家认识到，世界健康问题正在从可传染疾病转移到NCD上。他们强烈建议将“减少酒精和烟草消费的干预措施”纳入进来。但高级别顾问委员会最后形成了一个被领先医学杂志《柳叶刀》称为解决NCD的“弱”承诺的立场。
将NCD置于全球健康日程的较低地位并不是新鲜事。世界卫生组织组织（WHO）的一个独立专家委员会发现，多年来，烟草业利用创新、秘密而有效的计谋把WHO的注意力从NCD上引开。最新发布的资料显示，食品业也在用类似的伎俩影响全球健康政策。
我们如何克服既得利益的作用，让全球健康日程能够解决疾病的最主要来源？也许一个答案在于更多地聆听来自直接受重大健康问题的群体的声音。
比如，携带HIV或受HIV影响着组织了极有活力的社会运动，要求在全球和国家层面做出改变，打破增加风险的法律和社会藩篱，树立人权方面的范式和标准。结果，在防止HIV传播、让HIV携带者更好地生活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联合国大会在倾听并从切身体会者身上汲取教训方面可以做到很好。所有人，包括最边缘化、最脆弱的人，都有权利获得良好的健康，这是人的尊严和经济发展的基础。但支持这一权利要求决策者专注于让人们得病的原因。强大的公司势力意欲扼杀的日程对全球领导人来说是一剂苦药，但我们迟早要吞下它。
肯特·比尤斯是UNAIDS政治事务和战略主管。莎拉·霍克斯是全球健康读者兼伦敦大学学院全球健康研究所国际公共参与惠康基金会高级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