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全球经济中的很大一部分都明显陷入了由紧缩引发的痛苦长期衰退，也是时候要承认这种困境是我们自身造成的了。我们在思考如何处理螺旋上升的公共债务方面上有着不幸的坏习惯--而正是这种习惯导致了今天的局面。
人们基于周围亲朋戚友的经验养成了这些习惯：当出现债务问题时，人们必须削减开支并在负担（债务与收入之比）减轻之前经历一段时间的紧缩。这意味着有段时间不能到餐厅吃饭，不能买新车，也没法添置新衣服。这样的反应似乎是常识--甚至是一种美德。
然而，这种有效针对单个负债家庭的方法对整个经济体却不起作用，因为削减开支只会让问题更加恶化。这是节俭悖论：强制性节约导致人们失去工作，因为别人不再买他们生产的商品，所以人们的债务负担不但没下降，反而还上升了。
这种困境有一个解决的方法，但需要我们讨论如何降低债务对GDP比率时抛开紧缩--高税收低支出--而转向有益于解决债务的刺激性政策：进一步提高税收并以相同的比例提高政府支出。如此，债务对GDP比率会下降，这是因为分母（经济产出）变大了，而不是分子（政府的借款总额）变小。
这种启发性的刺激政策将会遭到成见的强烈抵制。首先，人们倾向于把税收看作对个人自由的可恶侵犯，似乎狭隘的官僚难免会把增加的税收浪费在无用且缺乏效率的政府雇员和项目之
上。但额外的工作不一定只涉及政府雇员，而老百姓也可以在如何指导支出上表达自己的意见。
人们还会认为提高税收不可能纯粹是经济危机时的临时措施，因此不惜一切代价也要避免让政府有机可乘。然而，历史表明税收增加--如果明确指出是暂时的--之后确实会被撤销。比如在经历大的战争之后就是如此。
在尝试理解意大利选民为何会在上个月的大选中抛弃了冷静的经济学家马里奥·蒙蒂（MarioMonti）--他强迫人们接受紧缩政策，尤其是通过提高房产税--时我们就需要考虑到这些问题。意大利人习惯性地认为税收的增加必然只会让富有的投资者受益，而不会用来支付政府服务--比如更好的道路和学校。
凯恩斯主义的刺激政策被习惯性地描述为赤字支出，而不是税收融资支出。减税刺激看起来似乎是建场骗局，因为它对消费和投资支出的影响似乎想要人们忘掉他们将来还是要为今天的公共支出交税的，而政府则用利息来还债。如果个人是理性且能获得充分信息的话，他们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尽管减税他们也不应该增加支出，因为这种削减只是暂时的。
我们不需要靠这种诡计来刺激经济并降低债务对收入的比率。目前困扰全球各地的根本经济问题是需求不足。企业在新的工厂、设备和创造新工作上所做的投资不足，这主要是因为人们花得不够多--或者是预计他们将来不会花多少钱--来保持经济全速发展。
有利于债务的刺激政策也许会被认为不过是我们所有人所做的一个集体决定--消费更多以启动经济。这与承担债务或在未来的税收上欺骗人们无关。如果留给个人作决策，人们不会在消费上支出更多，但也许我们可以选出一个能强迫我们所有人一起这么做的政府，从而创造足够大的需求让经济在短期内平稳下来。
简单地说，凯恩斯刺激并不一定像大众一直假设地那样导致更多的政府负债。相反，这种刺激是利用集体决定来让总开支重回正轨。因为这是一个集体的决定，支出自然涉及各种与我们个人选择不同的消费--例如：更好的高速公路，而不是出外多吃几顿大餐。但那样也不错，尤其是如果能保证我们都有工作的话。
平衡预算刺激政策由威廉·萨伦特（WilliamSalant）和保罗·塞缪尔森（PaulSamuelson）于1940年代初首次提出。当时萨伦特是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政府的经济学家，而塞缪尔森是麻省理工大学的年轻经济学教授。他们提出由于任何政府刺激政策迟早都意味着更高的征税，那不如让增税来得早一些。对普通人来说，更高的税收并不意味着更低的税后收入，因为刺激政策将会带来即时的收入增加效应。而且也没有人会遭到欺骗。
很多人认为平衡预算刺激政策--在经济不景气时的税收增加--在政治上来说是不可能的。毕竟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Fran?oisHollande）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收回了其竞选承诺--实施有利于减轻债务的刺激。但考虑到目前缺乏好的备选方案，我们必须打破那种思维坏习惯永远无法被纠正的想法，并且应该时刻谨记实施更具启发性政策的可能性。
如果选民们能被说服相信提高税收并不一定意味着艰难生活或者决策权的中央集权化，那么有些利于减轻债务的刺激政策可能会最终吸引他们。只有当人们明白在这种刺激政策下会得到一样的税后收入，而且还会得到更多工作及政府额外支出所购买的产品（比如新的高速路）的好处，他们才会奇怪自己居然会去尝试别的刺激方式。
罗伯特·希勒，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乔治·阿克洛夫合著有《动物精神：人类心理如何驱动经济及其对全球资本主义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