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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锋:开放大国“回旋镖效应”

  中国贸易条件与宏观周期联系可称“大国经济回旋镖效应”,提示应慎用超强刺激政策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后,国际铁矿石价格大幅下跌,对中国参与2009年铁矿石长期协议价格谈判提供有利条件。

  2008年11月谈判开局不久,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与宝钢集团作为中方代表,提出铁矿石价格比上年下调四成的谈判立场。力拓、必和必拓、淡水河谷三大铁矿石出口巨头虽然极力抵制降价,但是,迫于全球经济面临百年不遇危机的冲击大势,也不得不准备接受较大幅度的降价。

  然而后来形势出现始料不及的变化。往年铁矿石谈判通常在年中结束,2009年谈判历经数月博弈,仍难以走出僵局。5月底力拓与日本新日铁公司达成铁矿粉降价33%的首发价协议,随后,韩国浦项钢铁集团很快接受与新日铁类似的协议。考虑降价幅度不够,中方拒绝跟进日韩协议,面临更为严峻的谈判形势。

  2009年8月中旬,中钢协宣布与“三巨头”之外的、投产仅一年的澳大利亚第三大铁矿石企业FMG达成协议。协议规定,中国钢厂用量最大的粉矿价格降幅为35.02%,比新日铁与力拓达成的33%降幅多出约2个百分点。中国钢铁企业在2009年下半年将从FMG采购5000万吨、约相当于全年进口量十分之一的铁矿石。作为连带条件,中国金融机构要在2009年9月30日前为FMG提供总额为55亿-60亿美元的融资。

  虽然与FMG协议显示出中方对国际铁矿石定价的影响,与FMG有供货协议的中国钢企能获得较低价利益而“难掩兴奋”,整个谈判却难言成功。

  业内人士认为,协议“象征意义更大于实质内涵”,媒体亦有中国谈判遭遇失败的评论观点。谈判僵持期间,力拓对年初与中铝达成注资协议爽约,引发了国内媒体热议与普遍不满,评论认为力拓“过河拆桥、卸磨杀驴”。后又发生力拓在华高管间谍与商业行贿案。这些叠加事件使铁矿石谈判更显扑朔迷离。

  铁矿石谈判从最初看似好棋演变为困局有多重原因。谈判对手年初放出限产保价信息干扰形势判断等因素,有一定作用。中方年初要求四成降价是一个不错的起点立场,不过,在后来现货价格已较大幅止跌回升形势下,仍一味坚持早先方针,显然已不符合经贸谈判一般逻辑。国内媒体持续关注,主流观点一边倒要求强硬,对一次商务谈判所必须有的灵活性构成不利约束。

  更为根本性的原因在于,中美等国超强刺激政策的影响。中国执世界钢铁市场动态走势之牛耳,投资“铁公基”主导的“4万亿”刺激政策带动钢铁业快速反弹,中国经济V型回升带动钢铁业和铁矿石实际需求快速飙升,釜底抽薪地改变了铁矿石谈判的攻防形势。就客观效果而非主观意愿而言,中钢协败于发改委刺激政策的成功,而非外国出口“三巨头”谈判策略。

  这个略显诡异的关系不应作为偏好阴谋论朋友的故事题材,而是大国开放经济运行逻辑的一个直白案例。

  国际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小国选择策略可以假定国际价格不变,大国供求关系变动会改变全球价格。中国作为现阶段钢铁体量巨无霸经济体,其供求关系剧烈变动会支配全球价格。

  然而,占据支配地位在贸易条件方面可不一定是好事,反倒会使你处于“买啥啥贵,卖啥啥便宜”的尴尬境地。中国贸易条件变动,提供了显示这一约束作用的数量证据。

  晚近十多年中国贸易条件大致有两方面特点:一是总体呈下降趋势,2001年-2010年累计降幅达23%;二是贸易条件短期变动与国内宏观涨落关联,即国内增长过快会加剧贸易条件恶化。

  国内经济增速与外部贸易条件反向关系在刺激经济前后表现得最为突出。初步估测,以2000年不变价衡量中国贸易条件不利变动,在2010年造成约万亿元损失,占当年不变价国内生产总值约3个百分点。反观2009年全球经济衰退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跳水,中国贸易条件罕见改进带来3000多亿元收益,占当年不变价国内生产总值的约1.5个百分点。

  我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士后李远芳所做研究分析上述关系形成机理。大致是先有货币等外生冲击启动投资主导的宏观周期变动,对投资敏感的大宗商品和资本品需求随之快速飙升,并由需求超级大国体量决定进口价格快速飙升,给定出口价格呈较为平缓的走势,贸易条件与宏观周期逆向变动。澳大利亚土著有狩猎器物抛出后能够自动回返,称飞来去器或回旋镖。中国贸易条件与宏观周期上述联系可称“大国经济回旋镖效应”,提示应慎用超强刺激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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