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涤：市场理性选择和道德同理心
上星期我在北京参加了一个会议，以“经济学跨学科理论创新研讨会”为题，许多学者就经济学科的基础假定和分析方法的范式转变展开切磋。在价值取向多元的氛围里，你不难想见，这类有价值的讨论必定是热烈而又发散的。与会者争论的一个焦点，是现实世界里的人如何才能达到“完全理性的经济人”的高度，始终一贯地极大化其自利追求。
浸润于经济分析多年，本人渐渐有所感悟，估摸不但自己而且绝大多数凡人都难以臻此高度的。原因是，在市场的博弈竞赛中人们既没有充分信息，亦无足够欲望（willpower）来谋取“自利”的“最大化”。经济行为人远不止受限于政府和规制，他们的自利追求活动还受制于大脑神经的构造和文化习俗的强烈塑造。所谓“全然理性选择的最优结果”，往往是各类约束下的“适可而止”（bounded pursuance）。
说到头，人群的漫长演化，经过生存和文化的双重选择一至于今，始终是在“抱团”竞争而非个体选择。这个体认有待进一步证实，多半是永远无可证明：经济学运用数学，多了些“可证明”的表象，却同社会类和艺文类的学科一样，与精准科学有着本质上不同的旨趣，数理上的“可证明性”甚低。不然的话，经济学的大师们在众多最基本的问题上各执一偏，争吵不休的局面，在科学领域里是看不到的。实际观察之一，是经济学者在争论“经济理性人假定的现实性”时表现出来的的巨大热忱，经久不衰，一如我们在本次会议上看到的那样，既不是为了“自己”，也与个己的经济利益无涉，即使有利益在，也无从用钱来衡量，又是为了哪般？
就此而言，经济学是一门计较物质利益分配的学说，至于利益怎样生产出来的研究，至多居次要地位。而经济学人急切要为之辩护或抨击的，是为了各自所抱之“团”的不同利益。也就是说，人在演化进程中铸就了固有的“同理心”（empathy），而同理心是以他/她所抱的团为边界的。
新近出版的《21世纪的资本》(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英译本，是砸向市场分配的一颗重磅炸弹。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的这部力作，去年一问世立即引起关注，对它的热议正方兴未艾。该书直捣本世纪愈走愈偏的利益分配问题——资本财富性收益急速增长并挤占劳动性收入，滑入了社会公义的困境。这种困境与中国正面临的可持续发展难题直接相关，因而也值得国内的官方民间共同关注。
作者揭示出上世纪八十年代重新开始的国民收入大分野——财富性收益正以五倍以上的速率急剧扩张，而劳作者尤其是低技术劳工的收入和消费被剧烈压缩——的趋势在本世纪有增无减，行将倾覆文明社会的进程，是足堪忧虑的。他认为，此乃市场竞争的常态结果，而非市场的外部性所致，和以往认为市场运作若不受政府调节，贫富差距会逐渐自然收敛的假设，南辕北辙。作者在详尽分析了财富在国民间的分配数据，特别是顶层富人群团（1%）的收入数据后指明，当财富收益率高于GDP的增长率、储蓄率高于经济成长率的状况下，贫富分配将越来越悬殊。为了遏制这个趋势，作者建议，有必要向顶级富人阶层征收极高的财富性所得税率，甚至应该高达80%。当然，这是一个炸开油锅的政策建议。
回到微观层面来看问题，为什么市场自由运作导致的收入分配，会引起“不公”的质问？按市场自由交换逻辑而生成的收入分配悬殊，理应是“公正”的，却被责难为“不公平”或者“不公义”，那么公义的同理心又是从何而来？笔者拟借用著名的《科学》期刊上星期刚出炉的一则研究略加说明。
这个题为“道德与市场”的研究是德国的两位大学教授（波恩大学的ArminFalk和班堡大学的NoraSzech）完成的利益分配行为实验报告，所用的方法是“终极博弈”（ultimatumgame）的推广。终极博弈不妨叫做“一锤子买卖”，我曾多次介绍，是被重复和引用最多次的经济行为实验测试。其方法简单概括如下：
设想你走出地铁站时被人拦住来做一个小测试。他拿出100元钱让你和另一个陌路人分享。规则是由甲方按自己的意愿提出方案来分，从100-0到1-99怎么都行；乙若接受甲的方案，甲乙就分这钱，然后再不碰面；乙若拒绝，那人就把钱收回，甲乙则空手而归。甲乙的角色靠丢硬币来随机划分。如果你是甲的话，会分给自己几元？这个分钱的买卖不妨称为“一锤子的”，因为两个素昧平生的人被扯在一起分那白得的钱，过后老死再不相往来，彼此纵然不满也无从报复。
按“自利追求效益最大化的经济人”的假设，甲即使提出99：1的分配方案，也理当为乙接受。可是无论在发达市场还在穷街陋巷（终极博弈在全世界各个群落被重复测试了数万次），人们能接受的分配方案接近于五五开：55：45甚至45：55。一旦甲提出的方案“太过分”，过了80：20的话，几乎全都被乙拒绝！（我在小书《青铜法则》里对此有较详细的讨论，并在国内多所大学里有过实地测试，得出的结论几乎相同。）终极博弈对社会-经济研究的影响深远，它就像X光一样穿透了人的不同行为，把经济人的“完全理性假设“给“捅穿”了。
这篇报告在终极博弈的基础上把标的物略改：要你在10欧元和活一只老鼠的命之间选择。你若是放弃白给的钱，老鼠就能好好地活下去，否则它就得被处死。测试的结果，46%左右的被试选择救老鼠而放弃拿钱。我们无法断定被试的选择是不是理性，但至少他们是独立自主地做选择的。我们也不知道假如要放弃的钱是100欧元，宁愿救活老鼠的百分比将是多少？增加到1000欧元呢？减低至1欧元又如何？实验的重心不在钱的多少，它有意思的地方是，当选择涉及两人或多人时，我们的“公平”和“道德”意识是变高了呢还是变低了。结果颇不令人振奋。
现在是两个人分20欧元，如果两人达成交易，就分钱走人而让老鼠去死，否则就成活老鼠。测试的结果，有72%的人选择拿钱。对为什么46%增加到72%，研究者的猜想是，纵然我愿意救老鼠的命，却可能妨碍到另一位的选择自由——一个理性的计较，顺便减轻了我的道德负疚感。那么，引入更多的人来参加博弈，情况又会有怎样的变化呢？研究者推展了这个实验，假如第一对测试同意分钱，就走人了事，让老鼠丧命；不然的话，就转给第二对被试去决定老鼠的命运。结果发现有多人参与的博弈中，选择拿钱的比率提高到了76%。
这个研究的发现，意味颇为深长，关乎人类如何进行合作的大问题，引起了许多人的热评。有一种揣测，是你抱的团越大，作为个人，你的道德义务感会越摊薄，理性的计较更抬头。另有一种猜想则建议，老鼠是被动的，它的活命机会是被赐予的；要是老鼠会抗争，有能力反制的话，人们的“同理心”又会作何变化呢？
阁下的见解，及可能的选择又是怎样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