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小微企业融资成本过高的问题，马骏讨论了四个体制性的原因。首先是缺少民营金融机构。如果有更多的民营金融机构，尤其是民营银行和村镇银行，就会有更多的为中小微企业提供低成本融资的渠道。二是风险投资退出渠道不畅。许多小微企业确实不适合银行贷款，需要更多的风险投资机构以股本投资的方式来支持其发展，但我们面临的困难是风险投资退出渠道不畅。过去，IPO被经常性叫停，中小板和创业板的准入门槛也太高。另外，与国外不同的是，我国的大企业很少并购中小型创新企业。三是由于债券市场不发达，导致了大企业“挤出”中小微企业贷款的问题。虽然债券融资在过去几年发展比较快，但和理想状态还有比较大的距离。如果大企业不充分利用债券市场，就占用了很多原来可以为中小微企业所用的贷款资源，换句话说，大企业“挤出”了中小微企业。四是一些大企业频繁参与套利活动，以低成本获得融资后，通过信托、理财产品等方式再贷给中小企业，人为地延长了融资链条，增加了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
除了中小微企业融资成本问题之外，马骏还讨论了影响中国经济长期增长潜力的结构性因素和地方债务等问题。
马骏认为，四个方面的结构性因素可能对中国今后的经济增长潜力产生负面影响。一是人口因素方面，中国未来30多年劳动年龄人口会下降2个多亿，而劳动年龄人口的下降会导致经济增长减速。二是环境因素方面，用清洁能源替代污染型能源意味着能源成本的上升，也是从供给端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压力。三是消费偏好的变化。过去收入比较低，大部分收入是用来买商品。随着收入的上升，消费需求会越来越多地转向服务。但由于服务业生产率提高的速度较制造业慢，这种消费者偏好的变化会对经济增长潜力造成下行压力。四是地产需求的减速。从中长期来看，劳动人口减少，意味着结婚的人减少、生孩子的人减少，购房的需求会下降。
马骏也指出，改革和提升创新能力是提升经济增长潜力的正面因素，可以部分对冲上述结构性因素对增长潜力的负面影响。金融领域的市场化改革、放宽对民企的准入限制、国企改革等可以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和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此外，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鼓励风险投资、推动创新型教育、大力吸引海外人才等措施可以帮助提升我国的创新能力。
关于地方债务风险问题，马骏认为，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可以通过发展地方债市场和一系列的配套改革来加以硬化。一是发债过程中所要求的信息披露会增加对地方财政的约束力。二是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的编制和公布是增加透明度和约束力的重要机制。三是设定债务上限可以约束地方举债行为。四是评级能够用统一的标准来评判不同的地区，促进地方提高财政透明度和稳健性。五是建立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预警体系，可以帮助抑制地方政府过度负债的冲动。这些改革的试点在许多地方已经展开，硬化地方政府预算约束的过程已经启动。在硬化约束的同时，就应该“开正门、堵后门”，用地方债为主的融资体系来逐步替代不透明的融资方式，以减少地方债务对整个金融体系、经济体系的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