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能过剩是近年来中国产业发展的一个“痼疾”。2013年10月，为积极有效地化解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船舶等行业产能严重过剩矛盾，同时指导其他产能过剩行业化解工作，国务院制定《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提出，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的工作重点。
中国目前是世界最大的制造国，根据美国经济咨询机构环球透视估计，中国占世界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达到19.8%，超过了美国（占世界比重为19.4%）。在500多种主要的工业品当中，中国有220多种产品产量居全球第一位。其中，粗钢、煤、水泥产量已连续多年稳居世界第一。而且很多产品不仅总量，人均也都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例如，2009年，中国水泥产量已占世界总产量的60％。2010年粗钢产量占世界钢产量的44.3％，煤炭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45％。而中国人口仅占世界的19.3%。
虽然中国人均GDP已超6700美元，属中高收入国家，但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相比，依然有较大差距，但这主要不是因为人均工业产品方面的差距，而是服务业以及发展质量等方面的差距，以及经济循环不流畅。
投资、出口和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以投资拉动和出口导向为主。换言之，中国在持续地进行高比例积累，或者说压低当前消费来换取延迟消费。这种模式在经济发展的初期追赶阶段是合理的，因为它有助于快速建立工业体系，提升技术水平，扩大税收，增加海外盈余，转移农村劳动力和保障就业。但时至今日，中国经济已经逐渐面临产能过剩，投资效益低下，海外市场瓶颈等问题, 而同时中国民众的生活却依然相对贫穷，这说明原来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不合时宜了。
在此困境下，中国庞大人口的内需理应成为经济发展最强劲的动力，既可以消化巨大产能，也能使人们的生活得到改善，让普通民众真正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
要做到这点首先需要更健康的人口观念，就是真正认识到在经济循环中，人不仅是生产者更是消费者，只有充分发挥人在消费而不只是生产上的作用，让大量的人口完全进入经济循环，才能保证经济健康、持续、全面地发展。具体来说，需要改变发展模式，增加家庭收入，提高民生的投入，降低贫富差距，实现真正的城市化，改善企业经营和创业环境，并疏浚流通环节。
虽然中国在物质领域的生产是产能过剩，但在人口领域的生产却是产能不足。要保证人口相对于上一代不增加也不减少，总和生育率必须维持在更替水平以上。由于中国的男女性别比偏高，中国人口更替水平高于2.2。但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总和生育率只有1.18。国家统计局2011年和2012年抽样调查显示，这两年的生育率分别仅为1.04和1.26，而且2012年还是所谓“婴儿潮”的龙年。即使存在漏报现象，中国的生育率远低于更替水平已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长期低生育率会对经济造成什么影响呢？随着养老负担增加，经济产出中可用于抚养之外的消费将减少。在扣除城市化和技术进步的影响外，消费和生产同步缩减，整体经济规模随人口减少而相对萎缩；除了医疗、养老、殡葬等，其他行业都将步入衰微, 国内投资动力将严重不足。因为老人的消费意愿低于中年和年轻人，消费萎缩可能快于收入萎缩，引发通货紧缩。因为经济规模的不断缩小，家庭累积的名义财富将持续泡沫化，可能表现为投资收益低下和房地产市场长期低迷。取消生育限制，让更多的孩子出生，一方面有利于促进内需；另一方面，妇女回家生育孩子，也会减少一些找工作的妇女，从而缓解就业压力。
近年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虽有波动，但却呈稳定增长态势，从2006年的43.6%提升至2013年的54.4%，2013年再次超过消费对GDP的贡献率。中国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应该转变为人力资本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这个人力资本当然包括人口数量和质量。对孩子的培养是人力资本投资的最主要形式。美国经济学家、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Schultz）认为，人力资本投资是回报率最高的投资。根据他的研究，在美国半个多世纪的经济增长中，物质资源投资增加4.5倍，收益增加3.5倍；人力资本投资增加3.5倍，收益却增加了17.5倍。从1919年到1957年38年中，美国的生产总值增长额，49％是人力资本投资的结果。
养育孩子其实是一种有价值的投资。下面分析一下政府在养育孩子上的投入和产出。对于世界上所有政府来说，教育方面的投入只占税收的一小部分，一般远小于政府用于抚养老人的开支。在美国，税收占GDP的26%，教育开支只有GDP的5%，而养老开支则超过GDP的12%。由于美国的生育率长期处于替代水平，年龄结构基本稳定，所以上述比例可大致反映出个人从出生到老去的过程中对政府收入和开支的影响。
通俗来看，GDP可理解为社会整体创造或享用的财富。如果以个人一生所创造的或享用的财富为一个单位，上述数据表明，增加一个小孩，政府需要投入5%来教育他，但可以获得26%的税收，最终用12%来赡养他，而剩下的9%加上财政赤字，则可以投入国防、科研、基础设施以及归还以前的赤字。值得说明的是，赤字本质是个人借给政府使用的开支，它也是个人劳动创造的财富，与税收的区别在于政府将来对赤字是要偿还的，而支撑偿还能力的则是未来纳税的劳动者。
总体而言，政府或社会从个人获得的收入要大于开支。这个结论丝毫不奇怪，因为对社会来说，人不仅是负担，更是贡献者。人在工作以前是负担，但工作之后却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进入老年后又成为负担，但总的来说，人对社会的贡献要大于带来的负担，这也是世界人口越来越多，但人类整体却越来越进步的根本原因。
一个没有小孩的家庭，尽管暂时给政府省了5%的教育投入，但等到夫妻老迈之后，却需要政府付出至少10%的养老费用，同时也没有新一代贡献税收去分担政府开支。相比之下，生育多个小孩的家庭，虽然早年需要政府投入一定的教育资源，但以后会贡献远大得多的税收，供政府用于抚养其他家庭的老人并提升社会整体的进步。因此，对于国家和社会，生育和抚养小孩是最好的投资。
中国目前的情形与美国大致相同，税收占GDP的比例将近20%，而教育方面的投入只有GDP的4%。因为中国的生育率已经长期大幅低于处于替代率，将来劳动者占总人口的比例将大幅下降，老人占总人口的比例将大幅上升，中国未来用于抚养老人的支出将远远高于GDP的10%，这将严重挤压国家对国防、科研和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因此，限制孩子出生看似节省了当前的抚养费用，但却极大地消减了推动社会未来进步的力量，完全是一种杀鸡取卵似的短视行为。实际上，我们现在享用的社会资源是所有劳动者创造的，这些劳动者恰恰就是也就是早年孩子成长起来的，如果早年中国没有出生那么多孩子，那么我们现在也不会拥有这么多的社会资源。
有人会说，要有世界第一的人才规模，不一定要有世界第一的人口规模。我们只要把资源集中培养数量不多的人口上，也可以达到世界第一的人才规模。其实不然，培养人才有点像培养足球运动员，而不是篮球运动员。培养篮球运动员，可以把资源集中在父母有身高基因的小孩上，因为优秀的篮球运动员必定是身高突出的。但是培养足球运动员，必须有广泛的培育群众基础，只有练几年，才看得出哪个小孩具备天份。科技人才和文化人才也是如此，上帝分配天分是掷骰子的，谁也无法预测下一个爱因斯坦和袁隆平会来自于一个什么样的家庭。很多家境一般的农村小孩，以后却成了科学家和企业家。所以要培养更多的高素质的人才，只有普及基础和高等教育，并且有更多的人口基数。
总之，现在多生一个孩子，中国的夫妻就多一个儿子或女儿，中国的孩子就多一个兄弟或姐妹；现在多生一个孩子，中国未来就会多一份需求，中国经济的增长就会多一份动力；现在多生一个孩子，中国的未来就会多一个劳动者，多一个纳税人；现在多生一个孩子，中国的未来就会多一个制造业工人或服务人员，也可能多一个创业者或艺术家，甚至可能出现一个解决能源问题的天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