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3日，新浪财经发布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朱宁的观点文章《“十三五”为什么一定要推进金融改革》，他在文中指出，从2016年到2020年的五年，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十三五”规划的五年，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方面，宏观政策和规划要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内，保持政策的定力和连贯性；另一方面，规划和政策仍然要以改革为主线，积极引导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积极适度地预调微调，有序根据经济形势变化灵活机动地采取适度措施，加强政策的引导性和前瞻性。
上海高级金融学院金融学教授、副院长 朱宁
从2016年到2020年的五年， 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十三五”规划的五年，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方面，宏观政策和规划要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内，保持政策的定力和连贯性；另一方面，规划和政策仍然要以改革为主线，积极引导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积极适度地预调微调，有序根据经济形势变化灵活机动地采取适度措施，加强政策的引导性和前瞻性。
目前中国面临经济增速下滑，地方政府债务激增，企业负债水平攀高，以及对外出口增长放缓等挑战，而这些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固有的经济增长模式和前期的经济，行业发展规划过程中未能有效地强调金融在宏观经济运行中的重要作用，以及未能充分发挥市场在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中配置资源的重要作用。
金融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
金融的作用，究其本质，主要是对于时间、风险和信用这三种重要资源的配置。一方面，金融可以通过其“炼金术”，帮助个人、企业乃至国家在短期内达到“好得难以置信”的增长和收益，然而，必须强调，金融在创造上述奇迹的同时，也往往会埋下日后爆发重大金融风险和危机的种子。
正因为金融如此迷人又难以把控的特性，使得我们必须在十三五规划中对于金融行业的改革给予特别的关注和重视。
2015年中国A股市场的大幅波动，特别突出地反映了金融对于中国实体经济的重大影响。这一轮股市的行情，一方面来源于投资者对于资金面改善的强烈预期。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逐渐放缓，让很多投资者相信，2015年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将会进一步向着有利于保障经济增长，利好股市的方向倾斜。另一方面，随着房地产行业调控政策的延续，房地产及其相关领域在过去多年吸引的大量资本，正在逐步谋求新的投资方向和渠道。
与此同时，过去几年里经历了如火如荼发展的信托行业，经历了信托产品风险逐步增大，而受益逐步下降的尴尬变化。信托行业在过去吸收的大量社会资金，也呈现出明显的“搬家”到股市的现象。而股票市场的涨跌，又直接影响到中国银行业的融资渠道和资产质量。
作为中国金融体系核心的银行体系，不可能不在这一次重大的社会资金流动和资产配置的调整过程中感受不到变革的脚步。过去一段时间特别广受社会关注的商业银行来自于存款贷款利差的天量利润的现象，与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反差，引发了社会各方面和监管层对于金融体系、金融行业及金融从业人员的不少顾虑和不同看法，而这似乎也成为了社会对于下一阶段利率市场化和金融改革抱有高度期望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实，只要稍微对银行的商业模式做些思考，人们就不免会对利率市场化对中国经济改革更深远的影响有所了解。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深入和作为贷款方的银行的业务和行为的改变，作为借款方的国有企业，和目前难以通过银行体系进行融资的广大中小企业的融资活动和融资成本也会发生深刻的变化。更透明，更高效，配置资源也更公平的直接融资体系会逐渐对中国过去以银行体系为核心的间接融资体系形成重要的补充。
而在融资环境的变革前提下，原先受到倾斜性低廉银行利率支持的大中型国有企业，将不得不面对更加市场化的利率带来的新的竞争环境。同时由于普惠金融的发展，国有企业不但不再能够依赖资金优势通过提供资金中介业务而获得高额利润，甚至有可能因为利率市场化的过程而面临比过去更高的贷款条件。贷款条件的从严和贷款成本的提升，将迫使国有企业重新认真审视其业务的利润水平和可持续发展的潜力。这一市场化的进程将有助于国有企业更好地识别行政与市场的边界，进一步提升管理效率，以达到和国内外企业竞争的实力和底气。
与此同时，伴随着银行间同业大额存单业务的进一步发展和小额存款利率管制的进一步放开，机构投资者和广大企业对于资金成本将有更准确的判断。随着大额存贷款业务利率的进一步市场化，关于大额存单利率的二级市场很可能会应运而生。这一市场的产生和发展，不但会对目前的银行间市场起到有力的补充，同时也会对目前中国企业主要通过股票市场进行融资的融资方式和资本结构形成一定冲击。
而伴随着债权融资的发展，困扰中国资本市场多年的千军万马挤过IPO独木桥的融资方式，和新股发行过程中“高发行价”、“高发行市盈率”、“超高的募集资金”的三高现象，都会相应得以减缓和化解。如果中国资本市场真的可以依赖股市和债市两个支柱提供融资，融资企业也真的可以在股权和债权融资之间平衡选择其资本结构的话，中国的资本市场就有可能真正地为中国企业提供充分、稳定和可持续的融资服务了。
由此可见，中国金融体系改革，不可谓不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势必会对推动中国下一阶段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和实体经济改革起到至关重要和卓有成效的推动作用。
不过，2015年的股市波动同时提醒我们，在“十三五”期间的金融改革有可能引发中国经济迄今尚未经历的风险和波动。首先，国际经验表明，近期推行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和存款利率完全放开，有可能会直接导致全社会基准利率的普遍上升。这一方面固然会给广大储户带来更丰厚的收益，并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居民家庭的消费能力，从而推动经济发展。但是另一方面，这也有可能推升全社会企业的融资成本，从而进一步加剧中小企业融资贵的问题。
银行体系或面临冲击
除了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之外，利率市场化改革也有可能对中国现有的银行体系产生冲击。由于银行在利率管制放松后会直接通过提供更有吸引力的利率水平来竞争获得储户的资金，很多银行为了谋求竞争优势，就会给储户承诺非常优厚的利率和条件。很多储户所不了解的是，在这种貌似有吸引力的利率背后，其实蕴涵着巨大的风险。很多银行为了能够提供高利率，不得不进行高风险的投资，而这些高风险的投资最终有可能导致银行甚至整个银行体系的危机。
随着国内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国内外利率水平和融资成本（资本回报率）之间的差异会逐渐缩小。根据其他发展中国家金融改革的经验和教训，突发性大规模跨境资本流动有可能对于本国资本市场、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造成严重冲击。不过，利率市场化改革将减小国内外利率水平的差异，同时会减小引发跨境资本套利和大规模跨境资本流动的动力，从而缓解国内目前关于资本项下开放改革的顾虑和阻力。
因此，如果利率市场化改革可以逐步化解目前中国金融体系的扭曲并帮助利率和其他融资成本逐渐接近国际均衡水平，那么国际资本套利的动机将会大大降低。跨境资本流动对于国内金融体系和经济产生的冲击也会因此随之得以化解。随着资本项下资本流动逐步、有序、稳健的开放，国内利率水平也会进一步接近国际水平，从而进一步化解资本项下开放过程中的阻力，形成利率市场化和资本项下开放互动的良性循环。
通过资本项下开放、人民币升值预期稳定和交易区间放大，推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逐步由市场决定。而随着国际企业和投资界对于人民币资本项跨境流动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顾虑的逐步打消，人民币将成为越来越受欢迎的国际化货币。人民币的跨境使用与结算，也就是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也会如期实现。
到那时，境内外人民币利率水平，以及在岸离岸人民币市场利率水平之间逐渐达成平衡。这又可以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利率市场化在全球范围内平衡和中国金融体系进一步更紧密地融入全球金融体系。2015年夏季中国资本市场的波动和人民币汇率的贬值，给全球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带来的重大影响，其实就从侧面反映出中国在全球经济金融体系里扮演的日益重要的角色，以及中国经济金融改革和政策规划中全球性思维的重要性。
风险并非由金融改革而生
当然，即使在看到了金融改革可能会给中国实体经济改革和经济增长模式转变带来重大机会的同时，社会各界对于下一个五年计划中金融风险和金融改革对于实体经济改革的掣肘，仍然存有不同程度的隐忧。 2007至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更是加深了大众对于金融的误解和信任缺失，甚至认为不改革或是加强管制反而是维持现状和控制风险最好的手段。
事实上，与中国经济的十三五规划和进一步整体改革相类似，十三五规划中中国金融改革路径中最重要的并不是当下，而是未来，并不是速度，而是质量，并不是求全责备，而在于可持续性。无论是我国的金融体系，经济增长模式，还是目前逐步放缓的经济增长速度，究其状况是大体健康而稳定的。
但是，随着经济其他部门市场化进程的进一步深入，金融体系对于利率及相关的融资成本，汇率及相关的国际融资成本与风险，以及进一步深化实体经济改革的限制，都会暴露的更加明显。如果不能积极主动地化解此类风险，而是消极听任风险的累积和蔓延的话，今后的整体经济改革步伐反而有可能踯躅不前。
因此，无论金融改革看起来会带来多少风险，很多风险其实并非由金融改革而生。反而是如果落入了拖延或者拒绝改革的窠臼，有可能会让在中国经济体系里累积的扭曲和产生的矛盾进一步激化，造成更大并难以逆转的风险。
因此，在举足轻重的今后五年中，十三五规划中所强调的完善金融体系和防范金融风险的目标应该，也必须落在实处。金融改革很可能会成为十三五规划中，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整体综合改革背后最为重要的推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