仔细读了不久前发表在某主要报纸、题为《要看到人口之外的其他红利》的署名郭先生的评论（以下简称“郭文”），颇有感想。作为一名长期从事人口经济学研究学者的责任感促使我撰写这篇文章，试图论证郭文所代表的一些同志关于“保持现行生育政策不变可以提高人口素质，有利于开发教育红利和制度红利，而推迟‘刘易斯拐点[1]’魔咒到来”的结论是不科学的。恰恰相反，尽快调整现行生育政策，实行“普遍允许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政策有利于开发教育和制度红利。
其一，郭文关于“除了个别一些非常发达的大城市外，在全国绝大多数地区，一旦放弃计划生育，目前的低生育水平肯定会大幅反弹”的判断不符合客观事实。首先，很多学者（包括我本人）建议的将现行生育政策调整为“普遍允许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政策决不等于“放弃计划生育”，而是与时俱进，科学改善计划生育,绝不会导致在全国绝大多数地区“目前的低生育水平肯定会大幅反弹”。全国与各地五十几篇生育意愿调查分析报告与其他诸多深入研究均表明，中国城镇育龄妇女理想子女数为1个与2个孩子的比例分别为55％与43％左右，农村育龄妇女理想子女数为2个孩子的比例在70％左右；在生育意愿最高的西部农村地区，有多子女偏好的群众只占13％左右。零点研究咨询集团2010年进行的“中国城市和农村居民生育意愿调查”结果显示，如果可以自由选择，36.0%，29.1%和25.7%的城市、小城镇和农村居民只想生一孩，56.0%，64.9%和66.6%的城市、小城镇和农村居民想生二孩，想生三孩的城市、小城镇和农村居民分别为1.0%，2.2%和4.9%。近年国内外研究发现，在包括我国的很多国家出现了实际生育水平低于抽样调查反映的生育意愿的规律性趋势。这是因为被调查者考虑到繁衍后代的社会责任与道德标准而倾向于申报不是太低（如二个孩子）的生育意愿。但生儿育女成本越来越高的客观现实迫使他们虽然口头上说生二个孩子最好，而实际上却选择只生一个，一些年轻人甚至选择终生不生育。当然，在少数贫穷落后生儿育女成本低的地区，生育意愿与实际生育水平仍然较高。
从1980年代初以来一直实行二孩晚育间隔政策的甘肃酒泉市、山西翼城县、河北承德市与湖北恩施州（合计840万人口）的实践证明，二孩晚育间隔政策十分成功。近30年来，这些地区年均人口增长率与时期总和生育率比其周边实施严格得多的生育政策、社会经济水平至少不比他们差的地区低或至少差不多，出生性别比多年来一直保持在正常或接近正常范围，并大大低于其周边地区。近30年前，这些欠发达农村地区开始实施二孩晚育间隔政策时，其社会经济水平与生育观念远远落后于当今全国实行一孩政策（绝大部分为城镇）以及一孩半政策（即第一孩是女孩，可生二孩；如是男孩，则不得生二孩）农村地区的平均水平。既然四个社会经济水平较低的农村试点地区840万人口近30年的二孩晚育间隔政策能够不约而同地获得巨大成功，我们绝无理由相信郭文说的如生育政策放宽，“目前低生育水平肯定会大幅反弹”。
其二，郭文所说关于“保持现行生育政策不变”可以提高人口素质，有利于开发教育红利纯属一厢情愿，而事实恰恰相反。众所周知，现行生育政策下，文化教育水平较高的城镇地区绝大多数夫妇只被允许生一孩，而文化教育水平较低的农村地区至少一半以上夫妇被允许生二孩，“保持现行生育政策不变”将使农村生育率大大高于城镇的文化教育“逆淘汰”现象继续长期存在。我们根据人口普查和其他数据推算，现行生育政策不变方案下，农村生育率比城镇高得多的“相对逆淘汰”将使我国未来18－59岁青壮年人口中，文盲与小学文化比例分别比城乡普遍允许二孩方案高大约17.5%与11.4%, 初中文化比例基本持平，而高中与大学文化比例分别比二孩方案低大约4.3%与6.8% 。
另外，许多心理学家与社会学家的研究表明,现行生育政策导致越来越多的独生子女，他们在家庭中的小皇帝“唯一性”造成的心理缺陷等弊端，将严重危及军人心理素质与国防实力。例如，我们对全国近十几年来公开发表的数十篇关于部队战士和军校学员中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心理健康水平对比调查测试结果分析的文献综述表明，与非独生子女相比，独生子女更容易出现焦虑、忧郁、敌对情绪、心理的两极倾向，更加容易不受约束，纪律性较差；独生子女军人的心理健康素质低于军人群体平均水平，将严重负面影响我军战斗力和国防安全。军队如此，其他行业领域的独生子女员工心理素质也比非独生子女群体差。毫无疑问，现行生育政策长期不变极不利于提高我国人口素质，极不利于开发教育红利。
其三，郭文说到的制度红利，即改革就业制度、户籍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和企业治理等，在现行生育政策不变方案下实行的难度将大大加大。这是因为现行生育政策不变将大大加速人口老化与劳力资源萎缩。我们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最新数据的人口预测研究表明，如果保持现行生育政策不变，2050和2080年中国65+岁老人占总人口比例将高达28.6%和37.2%，最需照料的高龄老人占总人口比例高达9.4%和15.8%。显然，如此之高的老年人口和高龄老人比例是社会无法承受的。现行生育政策不变方案下，18-64岁劳动年龄人口从2020年的9.4亿快速萎缩到2050年的7.3亿，然后继续加速萎缩到2080年的4.7亿。2030年以后平均每十年减少劳力0.9亿；将从2010年平均每8.1个劳动者供养1位65＋岁老人，快速增加到2030、2050、2080年平均每3.5、2.0与1.4个劳动者供养一位老人，老年抚养负担分别等于2010年的2.3、4.1和5.9倍。这一切必将加快“刘易斯拐点”魔咒的到来，而绝非郭文所说的推迟它的到来；将使我国重蹈日本和西欧债务危机国生育率过低、人口过度老化和劳力资源快速萎缩，年轻发明家和创新企业家相对减少，而经济长期衰退的覆辙；并严重削弱我国与美国、印度等大国竞争的国家实力，危及中华民族复兴大业。
现行生育政策不变还将继续助长出生性别比大幅偏高；将继续制造越来越多的独生子女高风险家庭和失独孤寡老人，损害社会和谐与国防安全；将继续滋生民众超生造假和基层计生机构超生罚款敛财受贿的腐败土壤，使计生管理成本与恶化党群关系的政治代价太高。
毫无疑问，保持现行生育政策不变根本谈不上郭文所说的开发教育红利和制度红利。
[1]刘易斯拐点指的是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即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枯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