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处于关键时刻，一如1978年邓小平启动改革开放，将中国经济的大门朝世界打开，又如20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以著名的“南巡”确认中国的发展道路。
在此期间，来自其他国家的先例和经验起到重要作用。据说，邓小平早先的新加坡之行给他很大影响，新加坡的快速增长和繁荣程度比中国超前了几十年。了解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成功和不足，一直是中国制定增长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新加坡、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在现代化增长的最初几十年一样，中国大陆也是一党执政。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仍是第一大党，尽管情况似乎在发生变化；其他国家则在中等收入转型中发展为多党制民主国家。从经济结构和收入水平上来说，中国现在也快走完其迈向发达国家的长征之路，只差临门一脚。
新加坡可以继续成为中国的榜样，尽管其规模很小。两国的成功均反映了诸多因素，包括由精英遴选体制输送的技能熟练、教育背景良好的决策者，以及务实性、自律性、试验性、前瞻性的政策。
新加坡的另一个重要经验是，一党执政的民众合法性来自包容性增长和为多民族社会提供平等机会，以及消灭各种腐败。一党执政若与腐败相结合，将是死路一条。如果想从前者获益，就绝不能允许后者发生。
凝聚力、长期视角、适当激励、强大的“引导”能力和决断力，对治国持续性而言是可贵的品质，特别是对需要掌控复杂结构转变的精英遴选体制来说。为保护这一体制，并保持公众对维系增长的投资和政策的支持，新加坡不得不从根本上防止腐败，并建立执法的一视同仁。李光耀做到了这点，人民行动党则建立了一个完整而正规的公共问责所能提供的所有制度。
中国也是如此，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它仍希望获得一党执政的好处。事实上，多元体系已经在中国共产党大旗下展开——这可能最终使公民在公共政策中赢得制度化的发声渠道。
不过，目前这些逐渐增加的代表要素，还不足以克服腐败和利益集团的过度影响。为了维持一党执政的合法性，这些利益集团必须被推翻。这就是中国新领导层所面临的挑战。
如果中国领导人获得成功，他们可以就国家在经济中的角色演变及其优点，展开明智合理而细致入微的争论。许多建言者认为，要创建充满活力的创新型经济，成功引导中等收入转型，国家的角色必须改变。但在诸多领域，还需要做进一步的争论和选择。
新加坡的李光耀和中国的毛泽东、邓小平，作为开国领袖或开改革之先的政治家，获得了人民的信任。但后继领导人无法完整继承这种信任，他们需要靠自己争取信任。
中国的新领导人首先应重申，其作为大众利益的捍卫者，要创造一种环境，令那些试图保护其影响力和财富的利益集团无从染指复杂政策决定。他们必须证明党的实力、合法性和管理的大量资产是为全体中国人民谋福祉，其中最重要的是创造包容性增长模式，以及在精英遴选基础上的平等机会制度。接着，他们应转向在复杂国内外环境下治国的任务。
有时，渐进调整——或称摸着石头过河——是正确的治国战略；有时，则需要果断地对价值和方向改弦更辙。成功的领导人知道自己处在哪个时候。摸石头似乎是安全的选择，也可能是最危险的选择。唯一安全的选择是从严治党，使之符合大众利益。
于是问题就变为，拥有革命精神的改革者是否能够赢得公平、包容的增长之争。乐观的看法是，中国人民也将参与其中，给改革者以力量，推动改革进程。
时间会告诉我们答案，但结果对于世界其他国家的重要性怎么估计也不为过。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在竭力追求稳定、可持续的增长和就业模式，它们或多或少地会受到影响。
作者为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