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市场取向的改革中，行政权力极度膨胀。这样一种乍看起来的悖论性现象——我们不妨称之为“转型悖论”——究竟是如何发生的？本系列评论涉及的城市化中的土地问题，其实是转型悖论的一个实例。解开个中之谜，也许对破译转型悖论有点帮助。
更富有挑战意味的，是如何跳出转型悖论。难点在于，“增长”常常成为膨胀的行政权力手中的“人质”——由于行政主导构成中国高速经济增长的组成部分，因此当改革触及权力的时候，也可能连带影响增长速度。老话说投鼠忌器：膨胀的权力为“鼠”，高速经济增长为“器”，紧密地挨在一起，很难办。
要解这个扣，机遇可遇而不可求。2007年春夏之际，京城“50人论坛”通知，将在成都举办一次研讨会。论坛秘书长徐钊女士专门打来电话，说我过去参加活动太少，这次讨论城乡关系，应该去。她还说，陈锡文——80年代我工作过的研究机构的领导——也要去的。那就去吧。
那次研讨的缘起，是国家批准成渝城乡统筹综合改革试验区。记得会上是杨伟民宣读国家的决定，然后就是成都方面介绍情况和改革试验的构想。发言人有两位，一位是这两天的新闻人物李春城，时任中共成都市委书记；还有一位是成都市市长葛红林。印象中，这两位地方领导的表达能力一流，把现实情况和未来展开的轮廓，都交代得很清楚。不过，像很多刚接触这类信息的研究者一样，我听了以后并没有解开心中的疑虑：让农民更多分享城市化的收益，路径究竟何在？即便存在那么一条康庄大道，行政权力为什么会放手巨大的既得利益？
好在当地给了实地观察的机会。除了论坛组织的观光之外，我还自己去了邛崃县羊安镇仁和社区。那是一个由4个老村子组成的新农村社区，但见规划出来的新村中心，平地建起200余栋农民新居，全部白墙青瓦，是典型的川西民居了。这类“新农村”，各地多多少少总有几个。仁和有什么新鲜的吗？
交谈之后，才知道筹资有新意。开始，仁和社区抓住的就是一个“占补平衡”的机会。当时政策规定，城镇发展占用耕地，占一亩要找个地方新增一亩耕地补上。问题是，川西平原的农耕早就十分成熟，哪里还有可垦的荒地？于是逼出一个“土地整治”，就是平整现有农地，把缓坡治平，重新合理安排地里的路、渠、沟、坎，以此增加实际可耕地面积。在财务上，这就是把城市化土地增值的一部分，拿出来投资农村土地整治，达成“占补平衡”。
我记下了当时的价：2005-2006年之际，通过整治每增加1亩实际可用耕地，验收合格，市国土部门给8000元人民币。给定当时人工和其他成本，此价很有吸引力，参加整治的要竞标才能得到机会。对仁和本地来讲，整治后增加的耕地政府也搬不走，依然归农民所有，以后年年增加的农业收入也归农民所有，无非就是整治出力，还挣一笔收入，何乐而不为？
很快发现，可整治的土地不够多。因为通过整治实现的耕地面积增加，平均也就占全部整治面积的7%~10%。仁和更尴尬，第一期报可新增耕地的面积，他们把数目报大了，实施后发现整不出来那许多。但项目已立，预付款也领了，验收不够数，如何是好？
出路是“村庄整治”。因为仁和人发现，老村落里还有不少“建设用地”，本来也不种庄稼，也没有好好利用，无非东家一块西家一块的，规划一下，整治整治，复垦成合格的农地，交付验收的“指标”就够了。由此也有了一个重要的新发现：“村庄整治”比农地整治耗费大，但新增耕地面积的比例也高很多。只要国土部门给价合理，村庄整治——后来当地叫“拆院并院”——的潜力更大。
当时介绍情况的是仁和社区的支部书记雍长清，我边听边打量这位壮实的村庄领导人。他给的名片也有特点，上书“三河农业有限公司法人代表、董事长”，翻过来是“经营项目：提供5000亩廉价土地，对外招商，建农业园区；提供《乡村旅游》策划包装项目，对外招商，建乡村旅游园区；提供廉价劳动力3000人，满足园区劳动力”。当然见怪不怪，反正到了基层，“三个牌牌一个门，说了算的就是那个人”，党政、政企都是一体化、一把抓。
雍支书谈完领我去看。他的最得意之作，是在仁和新社区里新盖的那个“民福院”。进去看，才知道是个养老院，有二三十户孤寡老人住在里面。也是簇新的川西民居院子，不过每户的开间小些，并有专门照顾老人的服务员。孤寡老人哪有钱盖新房呢？老雍说他们不用掏一分钱，都是老房子的宅基地还耕以后换得的资金，因为新房子占地少，腾出土地的指标相对多，加上县上给的民生项目，就搞成了。
这个地方确有新因素。最引人注意的，是城市资金进入了农村。想想啊，倘若没有占补平衡以及后来的“土地挂钩”（容我另向读者介绍），一个传统农区再下苦力“整治”，也不可能获得百万元量级的建设资本啊！也不是“无私的反哺”，人家城市要占地，占了地发大财，拿出个零头来换占补平衡指标。不过对农村人来说，城市的零头就是本地的大头。否则，5000亩整治达标的耕地从何而来？仅第一期就建成200多栋新居的新村从何而来？“民福院”又从何而来？
很有意思，仁和并没有把实物形态的土地资产卖给城市。他们出售的，不过是一种很抽象的“权利”——原本在农地里占地过多的田埂和沟渠，以及村庄里闲置的“建设用地”，一旦经整治复垦为耕地，“可建设”的权利就被抽象出来并构成交易的标的。这一点让我着迷，因为恰恰在科斯经济学的意义上，交易的本质正是权利的换手，而不是具体的商品、劳务或资产在物理上的换位。
不过，局限在农村范围，土地里的抽象权利并不值钱。道理简单，即便实际耕地面积扩大了，最大收益也不过就是新增耕地每年新增加的农产品净收益。它根本抵不过为新增耕地所耗费的土地整治成本。但是，城市的引入让事情有了变化：土地里抽象的建设权，移到城市就大大增值，以至于只许拿出一个零头，仁和的土地整治就办得热火朝天了。
仁和之行有收获，看出城乡统筹确有名堂。接下来的问题是，这只是“点”上的个别样本，还是有面上意义的变革？更挥之不去的，是在仁和看到的抽象权利还非常之初级，差不多还是在整个行政垄断土地转让权的体系里，刚刚有些松动，刚刚容纳了一点让农民和农村做自主选择的空间——这个苗头，发展下去会是个什么样？还有哪些变化的形态？是否能够“和平长入”现存的土地制度？
好在成都方面还欢迎去看。正中下怀，于是从2007年起，一路断断续续看下来。也不是我一个，还有一批同事和同学，大家一起去看。我们到2009年才写出第一份研究报告，北大出版社公开出版的时候，用的书名如下：《还权赋能——奠定长期增长的制度基础》。那最前面的四个字，其实是借来的。非借不可的理由，是我们怎样也想不出有更好的一个词汇，能够概括我们的感受。欲知其中之详，且听下周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