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了激烈的总统选战后——共花费超过20多亿美元——许多观察家认为美国政治并没有因此改变多少：奥巴马依然是总统、共和党仍旧控制了众议院、民主党仍旧在参议院占大多数。美国面临“财政悬崖”——从2013年开始的自动增税减支极有可能将经济拖入衰退，除非两党能就替代财政方案达成协议。从这个角度来看，还有什么比持续的政治僵局更糟糕的吗？
事实上，除了证明不受控制的企业开支无法收买选举，及美国人口结构变迁可能宣判共和党极端主义的死刑外，选举还带来了诸多有利的效果。共和党在一些州明确试图要剥夺一些人的选举权——比如，他们在宾夕法尼亚州设法让非洲裔和拉丁裔美国人更难注册为选民——结果却适得其反：选举权受到威胁的选民反而被激励在投票日行使他们的投票权。在马萨诸塞州，致力提倡通过改革来保护普通公民免因银行行为不端而遭损失的哈佛法学教授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Warren），赢得了一个参议院席位。
罗姆尼的一些幕僚似乎对奥巴马的胜利感到意外：选举的关键难道不是经济吗？他们自信满满地认为，美国人会忘记共和党热衷于去监管化如何让美国经济处于毁灭的边缘，选民也不会注意到共和党在国会从中作梗，让更有效的政策无法在2008年危机爆发后实施。他们认为，选民只会把注意力集中在当前的经济萎靡上。
共和党不应该忽视美国人对失去选举权和性别平等问题的关注。这些问题直击美国价值的命门——民主的意义、政府干预个人生活的限度等——但同时也是经济问题。正如我在《不平等的代价》（ThePriceofInequality）一书中指出，美国经济不平等的扩大，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咎于富人对政府的巨大影响，并利用这些影响巩固自己的地位。很明显的，像生育权和同性恋婚姻等课题对经济也有重大影响。
在考虑未来四年的经济政策时，总统选举后值得庆祝的主要原因，是美国避免了可能将其进一步推向衰退、更严重的不平等性、让老龄人口生活更困难、让千百万美国人难以获得医保的措施。
此外，美国人还应该期待的措施包括：能够刺激经济、恢复增长、减少失业、创造远多于成本的税收收入来改善国家财政状况的的强有力“就业”法令。而这法令应该建立在对教育、卫生、技术和基础设施的投资上。美国人或许还可以期望有一个可以最终解决美国止赎危机的住房计划。
美国还需要可以增加经济机会和减少不平等性的全面计划——目标是在未来十年让美国不再是发达国家中不平等性最严重、社会流动性最差的国家。这意味着（包括但不限于）更加累进的公平税收制度、消除让投机者得以比努力工作讨生活者以更低的有效税率纳税，并让富人得以利用开曼群岛避免缴税的税制扭曲和漏洞。
美国——及全世界——也可以从一个增加国内产量和减少消费来削减对进口能源依赖的美国能源政策，这个政策也应该认识到全球变暖的威胁。此外，美国的科技政策必须体现对长期生活水准提高需依赖生产率增长的认识，而生产率的增长又反映了以坚实的基础研究为基石的技术发展。
最后，美国需要一个能服务整个社会的金融体系。这意味着金融体系的重心应该从投机和自营交易转向借贷和就业创造，而这又要求金融部门监管、反垄断和公司治理法律等方面的改革，还有足够的执法能力来保证市场不会变成被操纵的赌场。
全球化让所有国家都变得更加相互依赖，也因此必须有更多的全球合作。我们可能也可以希望美国在一些课题上展示更大的领导力，比如倡议支持更严格的国际监管、全球储备体系和更好的重组主权债务，来改革全球金融体系；在解决全球变暖、国际经济制度的民主化、及为较贫穷国提供援助方面，美国也同样可以扮演更大角色。
美国人应该对上述一切有所期待，尽管我对能实现多少并不乐观。更有可能的情况是美国采取得过且过的态度——为苦苦挣扎的学生和屋主提供不痛不痒的计划、结束布什对富翁的减税政策但又不进行全面的税收改革、不大幅削减防务支出、也不在全球变暖问题上争取重大进步。
欧元危机看来还会延续多时，因此美国经济的持续萎靡对全球增长来说绝非好事。更糟糕的是，没有美国的强有力的领导，长期的全球问题——从气候变化到急需改革的国际货币体系——将继续发酵。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该感到庆幸：停滞不前总比朝错误的方向越走越远好。
作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