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锋：经济易热难冷

    基本面条件决定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充足，扭曲性因素则为增长引入过度风险。“双引擎”的强大驱动力，派生中国开放宏观经济呈现“易热不易冷”的不对称现象
    “易热不易冷”是近十年宏观经济运行的一个特征事实。冷热指实际经济运行与潜在增长水平之间的相对状态。偏热大体指总需求及其决定的短期经济增速高于潜在增速并伴随通胀压力，偏冷则相反。
　　精准衡量经济潜在增速存在困难，学界对中国潜在增速估值也无定论。一般认为，过去十年中国经济潜在增速应在9%-10%之间。以此参照，2003年-2007年中国实际增速都超过10%，2006年和2007年分别达12.7%和14.2%，前半期经济增速偏快应是不争事实。
　　2008年以及2010年-2011年经济增速仍在9.5%-9.8%的水平。2009年一季度增速滑落到6.6%低谷，然而一揽子刺激政策推动总需求很快V型回升，全年增速仍达8.9%。惟有2012年比较例外：受内外因素制约，稳增长政策注意了避免过度刺激，经济增速可能略低于8%，是十年中惟一经济增速偏弱的年份。经济运行易热难冷，显示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强。中国仍处于城市化工业化快速推进时期，特定的发展阶段决定了经济的潜在增速较高。另一方面，转型环境仍存在一些深层体制扭曲因素，往往会对经济运行带来过快增长的冲击和压力。
　　后发优势使得中国能以相对低廉代价引进和研发新技术，并与中国的不可贸易要素结合推动经济增长。本国投资与外国资本流入，使物质资本规模较快扩大。各类劳动者通过正规教育、迁移择业、干中学等渠道积累人力资本，加上适龄劳动人数占总人口比重上升，都有助于提升潜在供给能力。社会生产函数结构和参数快速变动，推动中国经济快速追赶。
　　改革开放降低制度成本，为中国经济持续追赶提供不可或缺的体制支撑条件。如没有发轫于上世纪70年代末筚路蓝缕的改革，没有随后改革开放不断突破建立起开放型市场经济体制架构，上述常规增长因素的绩效必大打折扣，增长持续性也难保证，中国追赶改变全球经济版图的大格局也无从谈起。改革开放确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红利。
　　中国做对了一些重要事情，为潜在总供给持续高增长注入可靠动力。中国道路具有深刻的国情特点，然而就其合规律性内容而言，与一般发展原理及国际比较经验其实也具有一致性。另一方面，中国体制转型环境下一些特有的扭曲因素，经常对经济增长产生过度的助推力，对宏观经济易热难冷的特点也有重要解释作用。
　　中国官员选用体制与地方竞争机制，为经济增长提供额外动力源。各行政区在招商引资方面激烈竞争，行为类似处于同一市场的大公司。主政官员无论源自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公利动机，还是出于做好政绩更快升迁的自利考量，对扩大投资多上项目都无不力争上游。地方主政官员并非由本地选民产生，这一较高的流动性使其行为更具有冲破预算约束的投资饥渴症特征。
　　中国独一无二的城乡分割土地制度，为经济增长装上又一台强有力增长发动机。城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可以通过市场广泛交易。农村集体所有土地在大农业范围运用也很少受限，农民拥有土地长期承包权，其使用、配置、收益权也可通过市场交易。但农地不许通过自发市场流转方式进入城市化建设。城市化所需的新增建设用地，必须通过国家征地渠道，首先把农村集体土地变性为国有土地，然后再经由国家垄断的一级市场供地。
　　这套独特历史环境下演变来的独特土地制度，为政府参与和调控经济活动提供“利器”。农地一旦投入城市建设，有可能发生几倍、几十倍甚至更高的增值溢价。
　　现行土地制度硬性规定农地只能在农业部门利用，逻辑上潜在断定农地主人放弃农地机会成本仅限于未来农业预期收益，农地转为城市建设用地溢价大部分成为土地经营方——地方政府占有或控制收益。
　　新时期土地财政为地方政府经济扩张提供新能量来源。数据显示，全国土地出让金额从2001年492亿元增长到2011年3.02万亿元，十年增幅高达60倍。政府经营土地收益用作资本金，能通过抵押贷款在获取投资项目资金支持方面产生放大效应。土地经营市场的宏观顺周期性质，使得地方政府在影响经济政策取向上通常采取“做多不做空”立场。基本面条件决定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充足，扭曲性因素则为增长引入过度风险。
　　“双引擎”的强大驱动力，派生中国开放宏观经济“易热不易冷”的不对称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