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媒体报道称，国企改革顶层设计中关于“央企分类”、“国资投资运营公司”、“混合所有制改革”、“员工持股”四个方案有望在近期公布。自去年7月，国资委宣布启动“四项改革”试点以来，6家央企的内部改革规划一直以“鸭子划水”的方式进行，并未见诸报端。如今，伴随着广东、上海等地方改革方案的出台，本轮国企改革的深度和广度再次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就此，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助教授王春阳接受了经济金融网记者的专访。他表示，一方面，国企改革的关键并不在于国企本身，而在于中央政府；另一方面，国企改革的目的也绝非一味增加企业利润，而是让那些既有的利润更好的惠及普通民众。
央企过于庞大源于改革的不彻底
王春阳认为，如果将整个经济活动比喻为一个“食物链”，国企，尤其是央企都处在“食物链”的最上端或者最下端。随着中国部分领域改革的不断深入，以及随之而来的宏观经济快速发展，整个“食物链”的规模会迅速膨胀，处于两端的央企自然会因此“水涨船高”。这是造成央企迅速壮大的基本逻辑。
举例来说，由于既得利益者的掣肘较少，像深圳的腾讯、华为等处于“食物链”中间的公司近年来发展非常迅速。这些公司从业人员的生活水平也随之大为改善，消费水平也大幅提高。他们开始有能力购买私家车，富裕的存款也会存入银行或进行相应的理财活动。如此一来，处于石油等能源行业和银行等金融行业的央企就会获益。“我们在前一阶段的改革实际上是改革了一部分，另一部分没有改革。被改革的那部分的迅速发展，客观上进一步巩固了未改革的这些行业中国企的垄断地位。”王春阳进一步总结道。
在本轮国企改革中，改革的试点依然选择在竞争性行业，对于广受诟病的垄断性行业仍然并未触及。有评论认为，这是政府“先易后难”改革思路的具体体现。但是，这种“选择性”的改革能否真正完成国企改革的“最后一里路”，仍然有待观察。
央企的庞大具有“两面性”
王春阳认为，概括的来说，“国有化”本身既有坏的一面，也有好的一面。
坏的方面显而易见。以银行业为例，近年来，外资银行在中国银行业整体业务量的比重持续减少，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原有的国有银行为了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会利用各种方式阻碍改革、迟滞开放。中国人民银行虽然是政府机构和监管机关，但央行的很多官员却经常可以“交流”到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任职，这“四大行”的领导也有机会到中国人民银行任职。这种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现象必然不利于市场的正常运行和健康发展。所以，在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中，“去监管化”至关重要。具体来说，在一个行业，如果能够允许更多的民营资本进入，会有力的促进市场竞争，从而“倒逼”该行业的国有企业提高生产效率。
但另一方面，国企，尤其是央企存在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支持政府财政，同时，尽量降低税收。这种职能是私有企业无法承担的。而且，通过大规模的行业兼并和融资，中国的央企在国际上获得了较高的竞争力和规模优势。这对于现在正在实施的“一带一路”战略十分重要。反过来说，市场上的很多的行业垄断并不是由于企业的性质导致的，而是某些行业本身就很容易导致垄断。以石油行业为例，像美国洛克菲勒公司那样垄断石油行业并不是一个最优的形式。王春阳说“如果一定要在央企垄断和私企垄断中选择，我更愿意选择国有垄断。”
王春阳助教授认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定国情，中国没有必要盲目的参照他国的做法。虽然俄罗斯的国企改革采取了是全部私有化的方式，但法国等欧洲国家直到现在还有很多国有企业，并且经营的很好。可见，企业的性质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妥善的经营和完善的监管。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作用有限
谈及近期社会广泛关注的“混合所有制改革”，王春阳表示，当前所谓“混合所有制改革”更多的是一个既有财富再分配的机制，而不是一个在短时间内迅速增加财富的机制。
经过前一阶段“抓大放小”的改革，中国的绝大多数国有企业已经消失，与其同时，“硕果仅存”的几十家央企得到了迅速加强，有的甚至已经达到了富可敌国的程度。因此，有人提出了用“混合所有制”的方式增加私营资本在的国有企业的比重。对此，王春阳认为，“混合所有制”并不会对国有企业产生本质的影响，就像前些年国有企业上市一样。因为这些改革不能改变既有的利益结构，国有资本仍然会拥有决定权。“上市”固然可以通过市场化的形式增加这些国企的经营管理透明度，但是，“上市”这一行为本身的背后是政府因素，而不是市场因素，所以那些国企股的股价一直不好。另一个悖论是，这些上市的国企只是为了融资，但是他又不缺钱，所以只能是“为了上市而上市”。
“完全的私有化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必要的。”王春阳强调，“特别是在现有情况下，如果贸然增加民营资本的比重，谁能够在这个过程中得到这些好处，这是有很大疑问的。”当前，如何进一步改革国企的经营运作方式，使之更有效率，才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最大课题。比如，如何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降低中国的税率以及电价等公共产品的价格，才是民众和企业最关注的，也能在长远角度促进中国的经济增长。
国企改革的关键并不在于国企本身
改革开放至2000年左右，中国的国企改革一直持续推进，但2000年之后，之前改革不彻底的“副作用”逐步显现，出现了“国进民退”的现象。但是，这并不是国企本身的问题，而是我国整体政治结构导致的。现在，中央政府采取全面改革的方式将更多的权利集中起来。这是十分正确和必要的。因为，只有这样，中央政府才有机会打破由于过往改革不彻底所形成的权利和利益结构。
王春阳认为，国企改革的关键并不在于国企本身，而在于中央政府。国企本身的治理结构并非一无是处，盈利能力也不用怀疑。甚至有一种极端的说法：就算放一条狗在央企领导岗位上，它仍然能够盈利。但是，如何让央企主动让出部分利润，还富于民，只有一个拥有足够意愿和权威的中央政府才能做到。
具体来说，中央政府需要引入各种的机制。加强对国企领导的监督，同时完善既有激励机制。王春阳不赞成认为“国企领导人的收入应该比照私营企业”的观点，他认为，央企的领导作为政府公务人员，他的回报主要体现在政治升迁上，而不是经济利益。如果过分强调经济利益，就会违背国有企业本身的初衷，最终使国有企业演变成“大而无当”而又“与民争利”的“怪兽”。
（撰稿：绳晓春）
王春阳，现任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助教授，2006年北京大学获经济学学士学位，2011年获明尼苏达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学、金融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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