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以前，瑞典算得上世界上不折不扣执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领袖国家，高达90%的边际税率和世界首屈一指的福利国家。
现在，面对德国与美国关于拯救金融危机是该更多支出还是更多紧缩的冲突，瑞典人的选择很简单：德国是对的。北欧对南欧花光老本并没有同情。
美国人仍然认为瑞典是一个严格管制的社会福利国家，但过去二十年该国已完成改革。公共开支下降到不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五分之一，税收减少，市场开放。
其他北欧国家，波罗的海国家以及波兰的情况也是类似的。但都没有瑞典的转变更具戏剧性。
从1970年到1989年，税收大幅上升，私营积极性被打击，权益得不到保护。法律朝令夕改，变得不可预知。结果就是，瑞典经历了二十年的低增长。在1991-93年，该国遭受了严重的房地产和银行崩溃，国内生产总值减少了6%。公共开支在1993年上升到国内生产总值的71.7%，财政预算赤字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1%。
转折点
危机加上非社会主义的卡尔•比尔特(Carl Bildt)政府从1991年至1994年打破了这一趋势，使国家转向。1994年，社会民主党重新掌权并执政到2006年。他们非但没有撤销上述改变，反而继续完成了财政紧缩政策。 2006年，非社会主义政府重新执政，财政部长安德斯•博格(Anders Borg)，有着标志性的马尾辫和耳环，使改革更进一步。瑞典成功地经受住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去年《金融时报》评选安德斯•博格为欧洲最佳财政部长。
在2009年之前，瑞典仅有一年财政预算盈余，如今他再次实现预算盈余。在过去的两年中，经济平均增长4%，2011年经常帐户盈余6.7%。唯一需要关切的是欧元危机造成的出口需求低迷和约7.5%的失业率。
税收是瑞典的传统祸害，税率一直是世界上最高的。目前政府每年都在减少税收且已废除了财产税。遗产税和赠予税也取消了。直到1990年，最高边际所得税率为90%。现在是56.5%，仍然是世界上最高的之一，低于比利时的59.4%。公众强烈支持削减到50%以下。
企业所得税率为26%，从美国的视角看是合理的，但瑞典商业领袖希望降低到20%。在欧洲一些地区税收竞争是非常激烈的。例如，大多数东欧国家，已经降低企业所得税率到15-19%。
在过去日子不好过的时候，工会联合会，瑞典雇主联合会之间的年度集中工资谈判是一个宝贵的传统。但在1970年代，这一制度导致了通货膨胀和罢工。今天，它早已不复存在。仍然是集体工资谈判，但它是分散的。工资上涨已不再是一个关切，罢工也很罕见。雇主赢了，工人也一样受益，实际工资随着生产率在上涨，与其他地方一样,工会在流失成员，金钱和权力。
厌恶债务
瑞典自1995年以来一直属于欧洲联盟，但它不是欧元区成员，瑞典克朗汇率自由浮动。在欧洲面临真正危机的情况下，财政部长博格反对在瑞典实施更多的扩张性政策。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凯恩斯主义的财政和货币刺激导致了通货膨胀，货币一再贬值，经济低增长，之后瑞典人更相信财政纪律。他们害怕庞大的国家债务和预算赤字——特别是像美国现在的水平。
挑战这一新秩序的左翼知识分子在哪里呢？他们早消失的无影踪了。旧的社会主义研究组织纷纷关门。劳动力市场研究中心是一个国家机构，负责宣传，而不是研究，政府将其关闭。工会联合会有一个复杂的研究机构，因产生不了足够的政治影响力也被终止。
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瑞典的经济问题的争论中占主导地位的工会经济学家，已经被银行的经济学家取代。自由市场权利在斯德哥尔摩有有影响力的研究中心。
多年缺席辩论之后，我参加了上个月在南部城市马尔默举行的关于瑞典经济的研讨会。瑞典银行，一家大银行，是组织者，180名发言者代表了瑞典各方面的意见。我很惊讶于大家的共识朝着自由市场的权利方向进步了多少，甚至在社会民主党和工会领导人中也是如此。价值观是竞争，开放和效率，同时社会和环境的价值得以保留——福利社会而非福利国家。思路是通过私营提供者之间的竞争更有效率的实现。
研讨会的名称是：“增长的日子” 。Wanja Lundby-Wedin，工会联合会主席，毫不犹豫地宣布：“我们希望劳动力市场更具灵活性。” 她抱怨媒体不再关注劳动力市场。而原因是它运转良好。
在全球金融危机时，金属工人工会顺利地同意了主要的减薪，以保证他们长远的真实收入。该联盟的领导人，Stefan Lofven，刚刚当选为社会民主工人党主席。
向右前进
社会民主党不仅加入了自由市场的共识，而且似乎是从右翼观点来批评政府，推动建立一个更好的营商环境。恢复社会福利的需求都不见了。民意调查显示，由于社会民主党的右转，其支持率大幅提升。
瑞典仍然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福利，但更有效率和理智，越来越多地通过私营部门提供。这种税收和公共开支迅速下降的模式，正从欧洲北部向南扩散，北欧对于南欧的国家保守主义和财政不负责任的忍耐力有限。瑞典人也无法理解美国的财政不负责任，他们仍然欣赏的是美国的研发和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