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论阶段已经过去。经过六年的反复权衡，中国现在坚定地致力于贯彻全新发展战略。这一战略的基本主旨不出所料，即中国转变投资结构，从出口主导型经济增长模式向着更平衡的消费和服务经济转型。这样的转型是主动为之，亦属绝对必要。
说它必要，是因为持续疲弱的全球增长不太可能像以往那样，为中国出口提供强劲的外部需求。同时也因为中国新领导层似乎决意解决威胁环境、加剧地区差距、扩大收入分配不均，从而影响稳定的各种内部失衡。
战略转型也是中国决策者为避开中等收入陷阱的深思熟虑之举。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多数新兴经济体在人均收入接近1.7万美元大关时陷入中期增长放缓。长期固守原有增长模式的发展中经济体会落入该陷阱，而中国或将在三到五年内达到该收入水平。
今年的“中国高层发展论坛”有三个见解增强了我的信心，让我坚信中国即将进行大规模结构转型，从而得以避开中等收入陷阱。首先，作为消费再平衡重要支柱的明确的城市化战略已经出台。这一点在中国新一代领导层开、闭幕讲话中都有所强调，此外论坛期间的工作会议还给出了诸多细节。
城市化是消费的基石，可以强力撬动中国家庭的购买力。中国城镇职工的人均收入是农村人口人均收入的3倍以上。2012年中国城镇人口占比52.6％，较1980年的18％增长了近2倍，且预计到2030年将占比近70％。如果持续城市化能与创造就业相结合——鉴于中国强调发展尚处在萌芽状态的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家庭收入增长的前景是令人鼓舞的。
城市化步伐应当打消西方关于所谓鬼城和长期过度投资的疑虑。据麦肯锡公司研究报告的统计结果，每年新涌入的城镇居民高达1500万-2000万，这意味着到2030年，中国大城市的数量需要从2010年的125座增加到220座以上。
此外，因为城市化需要海量资金且中国的单位人工股本仅为美国和日本的13％，因此中国有充分理由在若干年内保持高投资。
当前的新课题主要是城市化的负面外部效应，特别是土地征用和环境退化等棘手问题。今年的发展论坛提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的“生态城市”框架，包含推动新型城市化模型的激励机制，该模型主要关注集约型土地应用、地方交通混合模式、轻型建筑材料及非碳能源。
2013年中国发展论坛的第二个见解是，新政府重点强化社会安全网作为现代消费社会的支柱。特别是户籍导致公共服务和福利均不能异地享受，由此导致约1.6亿底层农民工无法享受由政府提供的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
社会安全网络漏洞，导致高额且不断增加的预防性储蓄，进而妨碍劳动收入增加对可支配购买力形成推动。重要的是，中国高层领导人在论坛上释放出积极审议户籍改革的强烈信号。尽管上述表态广受欢迎，但仍需要扩大福利范围来加以配合。
我从论坛上得到的最后——或许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见解，涉及到中国新任领导人的素质。从主席习近平和总理李克强开始，中国的新任领导集体十分擅长分析、风险评估、情景预设和为解决棘手问题制定创新方案。此外，在原有中央计划机构当前翻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机构框架下，中国已经聚拢了大量资源制定深思熟虑的全方位经济对策。
但归根结底，单凭强势政策和分析能力来应对严峻的经济挑战还远远不够。近年来我们看到不幸的例子在西方一再上演，而中国的新任领导人也不一定能避开类似的陷阱。
目标和战略对实现中国新任领导人所谓的“中国梦”至关重要。但在对抗最大的障碍——来自根深蒂固的地方及省级权力集团的阻力时，勇气和坚定的决心同样必不可少。在这个关键领域，掷地有声的话语必须伴随着大胆的行动。
作者为耶鲁大学教授、摩根士丹利前任亚洲区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