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年近八旬的米歇尔·康德苏（Michel Camdessue）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历史上任职最长的总裁（1987年-2000年）。在任时，他经常处于金融危机应对的风口浪尖。 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甚至之后多年，他因在基金组织贷款国家大力推行紧缩政策而饱受批评，被视为铁石心肠、冷酷无情。
现实中的康德苏精神矍铄，话音柔和，经常征询听者的意见，似乎总在微笑着。
近日，我们到巴黎卢浮宫边上的王宫（Le Palais Royal）法国央行老办公室，拜访仍担任央行名誉行长的康德苏。过了约定时间，他还在电话上，特意请秘书过来致歉。一见面，康德苏便说耽误我们时间了。
康德苏在主掌IMF之前，曾担任法央行行长、法国国库总署署长。他年轻时曾是一名法军少尉，在阿尔及利亚进行矿山爆破。像许多法国精英一样，他出自国立行政学院（ENA）和巴黎政治学院（Sciences Po），也曾就读于巴黎大学。
康德苏首先谈起他与中国的渊源，重点阐述了当前金融危机应对和IMF的作用，以及前两年他牵头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名人小组”的有关建议。其中，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胡晓炼便是成员之一。
康德苏以烹饪艺术做类比，说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这道大菜等不及细火慢炖了，应该尽快出炉。此时，智识上的领导力至关重要。
金融危机与最后贷款人
问：你在IMF的13年任期内，经历了数次危机，在危机应对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现在金融危机再次来袭，你如何看待这场危机及政策应对？
康德苏：我们不得不面对多次危机，有时情况很糟。
我要强调一点，即1994年-1995年墨西哥发生危机时，世界金融形势已发生了根本变化。我们必须化解危机，但不是用常规方法，即IMF提供小笔、起催化作用的贷款，只侧重调整汇率和国际收支经常项目；我们要放宽视野，认识到此次危机不仅是货币危机，也是金融危机，如果不同时解决货币金融问题，高度关注结构性失衡，就无法化解危机。那时，我就领悟到了这一点，但是要让成员国也明白，则需要时间。我们耗费了太长时间才达成共识，在建立新金融框架以化解危机上进展十分缓慢。在IMF任期的最后两年，我曾试图传播有关建立国际新框架的理念，但进展微乎其微。十几年过去了，我们还任重道远。
如果回归基本原理，特别是吸取欧债危机的教训后，我认为目前的核心问题是IMF的作用必须转变。IMF比以往更加不可或缺，特别是其监督职能必须从现有的货币和国际收支领域，扩大到金融的方方面面。IMF必须加快职能转变，以适应新世纪的形势变化；目前已有所进展，但还不够。
欧债危机彰显了IMF转变职能的必要性，特别是在监督领域。希腊危机爆发之初，欧洲机构和IMF之间可能存在职能的冲突。
21世纪头几年希腊就出了问题，我们不应放任这些问题继续滋长而不进行纠正。监督缺失的问题必须解决，这不但体现在欧洲层面，也体现在全球层面。
欧洲人倾向于认为，我们经验丰富，欧洲的机构在各个方面都很有效，但我们忘记了欧洲问题有着系统性影响。即使欧洲能有较大作为，独立解决自身金融问题，我们也必须认识到，由于欧洲的全球性影响，全球性机构必须对欧洲的危机进行监测，并适时推动应有的变化。
我们绝不能固步自封，认为欧洲足够强大，无需国际组织的建议。每个国家或国家集团都需要此类友好的外部评估，中国就深知这个道理。每个国家都是全球体系的一员，必须用好属于世界各国的国际机构的监督。
问：目前，IMF更多地参与欧债危机的解决，受到各国的欢迎。同时，很多欧洲机构也具有纠正失衡的监督职能，至少它们有这样的愿景。IMF该如何履行其监督职能？
康德苏：我很高兴地看到，在举棋不定之后，欧洲终于达成共识。我希望上述观点未来能继续成为主流。
作为一家主要职责是维护全球货币金融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国际机构，IMF必须能够开展工作，在欧洲也如此。
问：为了履行监督职能，IMF应如何加强其资金和专业方面的能力？
康德苏：这是个很关键的问题。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名人小组”杰出、睿智的成员，包括中国人民银行的胡晓炼副行长，正是在我们现在这间会议室里进行讨论，通过了“名人小组”报告。报告不是很长，但内容丰富，涵盖有关加强监督的所有方面，特别强调应针对系统重要性国家和欧洲等国家集团，着重提出了加强国际流动性监测的新重点。
在流动性监测上，IMF与在巴塞尔的国际清算银行之间也存在着职能冲突，影响它们的分工。
我们敦促这两家机构加强合作，利用适当的工具密切监测流动性，未雨绸缪做好防范；既要防范流动性短缺，也要应对2004年-2005年全球流动性泛滥的情况，而流动性泛滥正是引发本次危机的重要因素之一。
“名人小组”报告也提出了其他一些建议，特别是关于监督汇率政策、监测汇市交易，以及建立恰当的基准等。这些都可以为建立一个更稳定的国际体系做出贡献。
问：金融危机应对涉及最后贷款人问题。你认为欧央行应发挥这一作用吗？
康德苏：我相信应允许欧央行在欧洲发挥最后贷款人作用。但我也认为，IMF的这一作用应在法律上得到认可，因为它曾数次扮演这一角色。IMF在1995年救助墨西哥、1997年-1998年救助韩国时，都发挥了最后贷款人作用。
问：当时，你采取大胆而果断的行动对墨西哥进行了救助，未经IMF执董会讨论同意，就决定向墨西哥发放180亿美元贷款。
康德苏：没错，必须这样做，IMF在紧急情况下，别无选择。
可能有人会说，IMF章程没有对此进行明确规定，但如果当时IMF不出手，世界恐怕会爆发一场系统性严重危机。我们履行了职责，并得到中国的全力支持。
问：当IMF或者欧洲央行扮演最后贷款人角色时，在没有成员国提供更多支持的情况下，它们有足够资源完成这一任务吗？
康德苏：当然无法确保。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必须更准确地定义特别提款权（SDR）的作用及其使用规则，制定相关规定以避免道德风险。
问：IMF可自主发行SDR吗？
康德苏：当然可以，特别是在出现类似当前危机的特殊情况下。应允许IMF对SDR进行分配，并在危机过后负责收回过剩的SDR。这是我的个人观点。“名人小组”对此没有精确阐述。回想IMF在1995年救助墨西哥、1998年救助韩国时的情景，我认为IMF应被赋予在极端危险情况下发行SDR的权力。为什么？因为全世界民众的就业和生活都危在旦夕！
问：你如何看待有些人提出的道德风险问题？
康德苏：应该尊重他们对道德风险的担忧，我们应时刻想着这个问题。但当全球就业、经济活动和增长岌岌可危时，道德风险十分有限。危机关头，第一要务是给全世界提供急需的流动性。
问：我们再看看欧洲的情况。如果IMF不发挥最后贷款人作用，那么就像你刚才说的，欧央行应该这么做。但这个问题很有争议。
康德苏：在我看来，欧央行正在采取的行动在目前情况下是恰当的。但在动用最后的手段之前，我们还是有很多事情可做。欧洲有这样一条原则，就是不能越俎代庖，当然我们可能落实得不是很充分。它指的是，如果下级机构还未穷尽所有手段，上级机构就不能干预。我相信在现阶段，欧央行在力所能及范围内还能做很多事。我们应相信欧央行能做好其分内工作。当我看到继特里谢之后德拉吉采取种种举措，我要为他们千方百计地解决难题、而不是寻求IMF充当最后贷款人的精神致敬。他们的措施充满想象力，而且坚定不移，我相信他们能够成功。
问：这么说你认为欧洲国家有能力解决主权债务危机？
康德苏：是的，我相信。
问：但前提条件应该是法国、德国等欧盟成员国应更加致力于危机解决吧？
康德苏：当然，绝对必要。包括法国在内，所有国家都必须做好自己的功课，而且必须共同行动。欧洲国家必须团结一致，迅速解决欧元区的结构性失衡问题，即货币和财政领域的失衡。在这方面我们正取得进展，我很高兴地看到财政协定已获通过，包括我曾特别积极推动的“黄金法则”。
我很高兴地看到，欧洲在建立银行联盟方面也取得了显著进展。所有这些，都符合正确的方向，可视为欧洲走向进一步政治一体化的前奏。例如，成立欧洲共同的财政部、任命共同的财政部长，等等。这些都是可行且合理的。这需要时间，但符合欧洲加强团结的长远目标。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和人民币的未来
问：你对国际社会，特别是主要国家对“名人小组”有关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建议的回应感到满意吗？
康德苏：报告受到了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包括主席国总统的热烈欢迎。时任G20财长会主席的拉加德女士对报告非常赞赏。我曾受邀在中国南京参加了G20部长级别的一次研讨会，并向大会作了专题演讲，反响非常积极。可惜，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了，这些建议随之被束之高阁。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被遗忘了。中国的一些美食需细火慢炖才能更加入味，但时间也不应过长，现在到了端菜上桌的时候了。我希望G20记住这一点，很快让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这道美食出炉。为全面起见，我想再谈一点。我和“名人小组”的朋友们在提交G20的报告里，提出关于IMF治理的许多考虑。这些在当前仍完全有必要，如进一步对IMF的份额进行检查，不但要提高新兴经济体，也要提高最贫穷国家的代表性等。
我还想补充可能是颇有争议的一点，即G20必须思考自身合法性。迄今为止，G20只代表G20国家和欧盟。因此，我们提出了关于设计区域选区制度的若干重要建议，以确保G20能全面代表世界各国。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G20通过的规则如何具有普世意义？当然这实行起来需要时日，但长期来看至关重要。
我们还提出了政治意义重大的建议，如美国和欧洲都应放弃其在IMF的一票否决权，这可通过降低IMF在关键问题表决时所需最低投票门槛来实现。目前的门槛为85%，这给拥有17%投票权的美国和欧洲以一票否决权。“名人小组”一致建议，将上述门槛降至70%-75%，这样就不会有哪一国家在新体系中占有主导地位。
问：我很好奇报告中的建议是如何提出的？“名人小组”成员背景各异、主张也不尽相同，你们如何达成共识？
康德苏：小组成员有一些共同点，就是相互尊重和珍视友情；我们有着共同目标，相信鉴于危机的教训，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应进行重大变革。我们的讨论是非正式的，没有媒体在场，没有人知道我们在讨论这个话题。我们孜孜不倦地工作，特别有三个周末，一次在华盛顿、一次在纽约、最后一次就在这个房间。最后，集体通过了你所看到的报告文本。当然，我们免不了激烈争论和意见相左，但是相互信任和共同的目标使我们意识到，我们的建议可以推动巨大的进步。
问：这些建议执行起来并非易事。你认为国际社会应如何行动，使这些目标变得更为现实。
康德苏：这些目标其实很现实！不切实际的是，要实现国际货币体系的可持续性，却想原地踏步、抱残守缺。这样将诱发新的危机。如果抱现实态度，就应该按我们的建议行事。我们不应该害怕变革的程度。应该感到惊悚不安的是，如果不进行变革，那么风险可能有多大。这些就是“名人小组”所有朋友的共同信念。当看到G20进展迟缓、瞻前顾后以及人为地争吵不休时，我们都无法容忍。
问：落实“名人小组”建议的最大障碍是什么？领导力来自何方？应该有人在这一过程中发挥领导作用吧？
康德苏：第一个重大障碍就是主事者心存疑虑，对讨论特别是涉及细节的讨论感到厌倦。
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必须加以克服。正如你所说，这需要领导力。主要参与者的领导作用非常关键，包括他们智识上的领导力。
我们都记得，中国央行行长曾从他个人角度，探讨了特别提款权（SDR）在国际货币新体系中的作用。尽管他以个人名义发表意见，但由于中国人民银行的重要性和周行长的个人魅力，文章一发表就促使国际社会对此进行热烈讨论，有关SDR在推动储备货币多元化中作用的讨论也大为改观。在严谨的学术论证基础上讨论问题十分重要，就像周行长的文章那样。我希望，关键问题的处理应该成立工作组，无论情况多么困难，都应该对可能的解决方案进行严肃辩论。
问:为了使SDR在国际上得到更广泛的使用，也许各个中央银行或者公共部门应该率先使用SDR。但主要国家可能不愿这么做，因为它们需要保持本国货币的地位。
康德苏：你说得对。但越来越多的主要国家将会意识到，世界上没有一家中央银行能够胜任整个世界的最后贷款人角色。同时，主要储备持有国推行储备资产多样化也越来越迫切。这一问题必须得到解决，而SDR可以成为有力工具。第一步，可以考虑把人民币纳入SDR的货币篮子，中国已经是国际贸易大国了。这是一个考验，但对解决我所提到的其他问题大有裨益。
问：你如何看未来五年人民币的前景？
康德苏：我相信，人民币将继续走向国际主要货币。这将逐步、有管理地进行，但人民币最终将成为国际货币，在国际结算，以及全世界的货币使用中扮演重要角色。
我理解中国在此问题上的谨慎态度，但如果人民币不能成为储备货币，显而易见中国就无法长期作为国际贸易和投资居第一、第二位的大国。
问：有种说法，要想某一货币成为国际货币，该货币发行国不可避免要开放资本账户。但在当前金融市场剧烈动荡情况下，开放资本账户可能风险较大。
康德苏：当SDR创立时，并非所有本币进入SDR货币篮子的国家都开放了资本账户，包括法国在内。
但这是暂时的。如果市场情况允许，在某种货币加入SDR篮子与该货币发行国保持一定外汇管制之间，并非水火不相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