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1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原院长周其仁教授在《吴敬琏文集》首发式暨中国改革座谈会发言中指出，哪个国家都有既得利益，但中国体制改革之所以这么难，原因在于大词汇非常妨碍社会进步。“我们这个国家大词汇是非常流行的，动不动主义，非常具体的经济问题一跟主义扯上，就讲不清楚了。既得利益这么严重，我们却没有一个程序去解决。”
周其仁表示，阅读《吴敬琏文集》的过程中有很多感慨。中国体制改革怎么这么难？32年了还要推进。1952年结束战争恢复经济建设，到1978年是28年，从1952年到1958年很多所谓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成分还在，农民可以入社，理论上也可以退社，自留地也蛮大的，另外没有户籍管理。真正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在1958年以后建立的，我们要改革的核心东西大概就是1958年到1978年这20年形成的。用35年的时间改革20年形成的体制，我们至今还要讨论改革，这里面必定有一些道理。
为什么我们的体制特别难改？周其仁表示，现在一个认识是说既得利益非常严重，这个说法当然有道理。但是，哪个国家都有既得利益，按照任何游戏规则，都有赢家，赢家当然不愿意退出比赛，这是人之常情，天下都一样。中国的既得利益为什么特别严重？周其仁揭示了大词汇的危险，他说，大词汇是非常妨碍社会进步的，而在我们这个国家，大词汇是非常流行的，动不动就谈到“主义”，其实是非常具体的经济问题。但是一跟主义扯上，就讲不清楚了，不容易把它拿下来。比如，有人说国有企业是共产党执政的基础，那一谈国企改革就是反对共产党，多数人就不能讲话了，只好说你想咋办咋办。推进改革要把这些东西切开，什么是大词汇，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这是一件事情。
周其仁谈到，既得利益这么严重，我们却没有一个程序去解决它，我们注重本质，不大注重程序。没有一个程序平台把已经明显看出的问题解决掉。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很多人大的决定也不执行。市场要成为经济稀缺资源配置基本的机制，这个写进中共的代表大会决议，一遇到情况出台临时性的政策，比如限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