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蔡昉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经济增长速度下行固然是新常态的一种表现，我们应该学会适应这种下降的增长速度，但是，正确引导新常态将有助于及时挖掘新的增长源泉，保持合理稳定的增长速度。在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人力资本的作用已经至关重要、不可或缺。中国面临的紧迫任务是如何显著提高教育数量和教育质量，依靠人力资本积累保持长期可持续增长.
曾任世界经济学会主席的青木昌彦教授，从东亚经济发展的经验中，发现任何国家在经历了一个政府主导的、以库兹涅茨式的结构调整为特征的经济发展阶段之后，都必然进入一个人力资本驱动的经济发展阶段。其实，在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人力资本的作用已经至关重要、不可或缺。
我们的计算表明，通过发展教育和培训提高整体人力资本水平，可以在未来为中国贡献大约0.1个百分点的潜在增长率。这个贡献幅度对于一个能够实现两位数增长的经济体来说，似乎微不足道，但是对于旨在努力维持一个中高速增长，避免过早陷入中速甚至中低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来说，却不是一个可以忽略的数字。
而且，这里所说还仅仅是人力资本的数量。大多数利用增长账户和生产函数进行的跨国比较研究，一般都只是用教育数量指标代理人力资本，得出的结果都很显著，证实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正面影响，但是影响的程度都不是很大。经济学家马纽利等人最新的研究表明，一旦考虑到教育的质量，人力资本成为一个更加完整且充分的变量，其产生的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则大幅度提高，甚至比生产率提高的贡献还大。可见，中国面临的紧迫任务是如何显著提高教育数量和教育质量，依靠人力资本积累保持长期可持续增长。
从数量上提升教育水平，关键是增加新一代劳动者的受教育年限。一般来说，在义务教育入学率达到很高的情况下，继续大幅度提高受教育年限必须依靠高中和高等教育的普及。提高教育质量的关键则在于以何种教育模式，以怎样的效率，教授学生什么知识和能力。一个重要的教育模式选择是：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的比例应该如何确定。我的同事在分析跨国数据时发现了一些与此相关的规律，从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些政策含义。
首先，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职业教育相对于普通教育上升更快一些，形成人均收入与职业教育相对比重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按照这个统计“规律”，2012年，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在高中阶段上，职业教育与普通高中教育在校生人数的比率（职普比）平均为0.52：1.00，而中国的该比率高达0.80：1.00。如果超越发展阶段形成过高的职普比，则意味着中国在普通高中和高等教育普及水平较低的时候，就过度发展了职业教育。普通高中和普通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相比，更加侧重通识教育、培养学习能力和就业的软技能，有利于培养在产业结构急剧变化中善于适应和调整的劳动者。因此，扩大职业教育的政策力度应该与发展阶段相适应，充分考虑到产业结构变化的不确定性。
其次，在发达国家，特别是在许多以具有发达的职业教育著称的国家，近年来职普比出现显著的下降趋势。例如，在1998年－2012年期间，高中阶段职普比在德国从1.82：1.00下降为0.93：1.00，在韩国从0.67：1.00下降到0.24：1.00。这种趋势与经济全球化有关。经济学家埃克豪特等人发现，在全球分工的过程中，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劳动者之间也形成了人力资本的分工。在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获得更多制造业就业机会，从而对熟练和半熟练工人需求增加的同时，发达国家更加侧重于科学、技术、设计和管理等创新型劳动者的培养。中国在逐渐转向创新驱动的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过程中，对后一类人才的需求将大幅度增加，而这是不能靠职业教育培养出来的。
（责任编辑童德文，邮箱：jpdong@efnchin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