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喜欢谈论阈值——一旦超过了阈值，事情就麻烦了。一般而言，经济学家所言还是包含那么一丝真理的。但公众通常会对经济学家的言论反应过激。
就拿债务-GDP比率来说吧，这个话题如今在欧洲和美国算是大热门。人们不时异口同声地说，希腊的债务达到了年GDP的153%，因此希腊已经破产了。电视里最近经常播放希腊街头的动乱情景，似乎印证了这一说法。那么，事实又是如何呢？
在美国，公共债务已逼近年GDP的100%，而且还在不断上升，前景似乎不妙。但我们的想象力有点太丰富了。一个国家果真如人们认为的那样，债务超过GDP的100%就意味着破产？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毕竟，用货币单位衡量的债务和用货币单位除以时间单位衡量的GDP一除，得到的是纯粹的时间单位。这个单位是年，就这么简单，没什么特殊意义。一年就是地球绕太阳一周的时间，除了农业这样的季节性产业，“年”这个单位并无特别的经济重要性。
我们在高中就学过，必须时刻注意计量单位，单位一错，满盘皆错。
如果经济学家的习惯不是在分析季度GDP数据时将季度GDP数字乘以四，那么希腊的债务-GDP比率将比现在高四倍。如果他们的习惯是将GDP十年化，将季度GDP乘以四十而不是四，那么希腊的债务负担将下降到15%。从希腊的偿付能力出发，这样的单位将更靠谱，因为希腊并不需要在一年内就把债务偿完（除非危机导致希腊无法对现有债务进行再融资）。
顺便说一句，希腊国债中有一部分的债主是希腊人民。此外，债务负担严重低估了希腊人相互欠下的债务（大体上以家庭负债的形式存在）。纵观历史，债务-GDP比率（包括非正式债务）几乎总是超过100%的。
大多数人在读到关于债务-GDP比率数字报道的时候并不作如是想。他们真的如此愚昧，以至于会被这些比率蒙蔽了双眼？就我的个人经验来看，我得说，的确如此，因为即便是职业经济学家如我，也不时需要停下来略作沉思才能避免犯下相同的错误。
那些死抓理性预期模型不放的经济学家永远不会承认这一点——对市场上发生的许多事情而言，唯一的推动力就是愚昧，或者粗心、对基本面信息错误，以及过度关注流行的故事。
希腊的真实状况是发生了社会反馈机制。一开始发生了一些事情，让投资者们开始忧虑希腊债务最终违约的风险有所上升了。对希腊债券需求的下降使得其价格开始下跌，这意味着用市场利率衡量的收益率上升了。利率上升增加了希腊债务再融资的成本，引发了财政危机，迫使希腊政府采取严厉的紧缩手段，从而引起公共动荡和经济崩溃，而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加深了投资者对希腊能否偿还债务的疑虑。
这一反馈过程跟债务-年GDP比率是否超过某个阈值半点关系都没有，除非参与了反馈过程的人们对这一比率标准深信不疑。平心而论，这一比率可以作为我们评估负反馈风险的一个因素，因为希腊政府不得不更早地再融资其短期债务，而且如果危机推高了利率，当局将迟早要面临严峻的财务紧缩压力。但这一比率绝非造成反馈的原因。
去年，莱因哈特（Carmen Reinhart）和罗格夫（Kenneth Rogoff）写了一篇名为《债务时代的增长》（Growth in a Time of Debt）的论文。这篇被广为引用的论文分析了44个国家200年的情况，发现如果政府债务超过GDP的90%，那么该国就会经历低增长，其年增长率将损失1个百分点。
人们会受此误导，认为既然90%和100%是如此接近，那么一国债务-GDP比率一旦达到100%，必然大事不妙了。但如果你认真阅读了那篇论文，就会发现，90%显然是莱因哈特和罗格夫随机选定的数字。他们将债务-GDP比率分为以下四类（没有解释为何如此分类）：30%以下、30—60%、60—90%和90%以上。结果表明，在所有四个类别中，增长率均会随债务-GDP比率的上升而下降，只是最后一类上升得稍多一些。
还有一个问题是因果倒置。在经济陷入困境的国家，债务-GDP比率总是倾向于上升。如果这是高债务-GDP比率对应着低经济增长的部分原因，那么就没有理由认为一国应该避免高债务-GDP比率，因为凯恩斯主义理论暗示，财政紧缩会恶化而不是提振经济表现。
当今世界诸多地区所面临的基本问题是投资者对债务-GDP比率反应过激，唯恐某个阈值具有什么魔力，因此要求在时机尚不合适的时候就实施财政紧缩计划。他们要求政府在经济依然孱弱时就削减开支。家庭犹如惊弓之鸟，也在削减支出；而企业则被劝阻通过借贷为资本支出融资。
教训是简单的：我们不必对债务比率和阈值大惊小怪，而是应该担心我们无法意识到我们总是人为地（并且总是毫无道理地）创造这些指标。
罗伯特·希勒是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