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胡舒立 财新传媒总编辑
采访者：张环宇 财新《中国改革》记者
受访者：迈克尔·斯宾塞 纽约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在过去十年间，中国GDP以两位数左右的增幅高速增长，但是，过去的增长方式已经难以为继。
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目标影响下，地方政府积极推动大规模的投资项目，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和资源价格也使得中国出口产品在海外市场上获得较强的竞争力。正是依靠出口和投资，中国经济实现飞快增长。然而，近年来，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提高，国内资源价格改革逐步推进和人民币加快升值步伐，转变中国增长方式的要求正变得日益迫切。
中国已跨入世界中低收入国家行列。随着居民收入的提高，调整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具有更加现实的意义。如今，在欧债危机和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延续过去的“出口拉动型”增长模式已不现实。
“十二五”期间，如何通过结构性改革，增强经济的内生增长动力？在转型过程中，又将如何权衡经济面临的风险，由此对政策方向做适当调整？近日，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接受财新《中国改革》记者专访，就上述问题进行了细致解读。
全球经济修复期
财新《中国改革》：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风险仍然在扩散，尽管欧盟和问题国家积极推进财政再平衡，但效果并不显著，市场信心持续低迷。对欧洲来说，未来将选择何种政策路径应对欧债问题？前景如何？
斯宾塞：希腊面临的风险仍然很高。其所面临的债务负担巨大，而且生产力在整个欧盟领域内缺乏竞争力，希腊的问题仍将延续很久。对欧盟来说，这种风险虽然仍有控制的空间，但是，随着意大利和西班牙这种大型经济体也出现在被质疑的名单上，市场就难免陷于恐慌之中。
欧盟目前采取的应对之策是，通过欧洲金融稳定机制来对问题国家实施救助，欧洲央行也开始干预市场，持续购入问题国家的国债，以期稳定市场情绪。最终，欧盟必然会选择某种形式的财政稳定机制，至少是部分的财政集权化，以求欧盟体系能得以维系。
但是，做出这种选择，面临着诸多障碍；稍有差池，形势就可能脱离欧盟的控制。目前，对欧盟来说，风险仍然很大，而且很难预测会有什么样的风险等在前面。
美国经济目前同样疲弱。更危险的是，一旦欧洲经济出现大问题，由于欧美经济之间的紧密联系，美国可能也难逃劫数。这种情况一旦出现，全球的希望又将重新落到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中国身上。
如果欧美经济同时放缓，中国经济可能也会受到显著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并不是致命的，也就是说，中国经济仍可能成为全球经济的支撑。
财新《中国改革》：目前，美国房地产和就业市场依然低迷，整体经济状况异常疲弱。和欧洲类似，美国也面临着降低赤字的沉重负担，而2012年美国总统大选年逼近，更使得政策制定效率低下。未来如经济持续下滑，是否会迫使美联储重新启动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提振美国经济又需要哪些对应政策的扶助？
斯宾塞：现在来看，挑战确实很多。但是，除非经济出现系统性风险，经济危机再次袭来，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很可能不会出台。现在的问题是，美国经济相当疲软，仍然需要一段时间去复苏，政府要削减赤字，降低整体的债务水平，但是，这种步伐又不能太快。目前，美国整体就业状况仍相当疲软。不久前，奥巴马总统提出了新的就业法案，对就业和增长提出了一个方案，这种做法是对的，当然还有很多扩展的空间。
未来美国经济的提振，首先要从其内部寻求解决，比如教育和技能培训，技术升级，税制改革，更有效率的能源政策。从效果上看，这种改革可能意味着，要牺牲部分消费增长来重塑增长基础。此外，可能也需要从外部寻找到解决的方法，比如，对很多贸易项目竞争力的提升。但是，不管怎样，这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至少要五年时间才能初见成效。
财新《中国改革》：随着全球化经济增长格局的变化，未来一段时间内，新兴经济体将扮演何种角色？
斯宾塞：新兴经济体仍将保持相对高的增长速度。如果欧洲主权债务问题能得到解决，其速度还可能更高。像美欧之类的发达经济体，其财政整顿给政府投资方面造成的阻碍，可能会拖累经济的增速，未来十年或者20年时间里面，新兴经济体仍会是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
实际上，自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后，新兴经济体已经表现出令人惊讶的复苏速度，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状态显示出延续的能力。但是，部分问题国家增长停滞影响了新兴经济体的出口，现在不确定的是，问题国家经济是否会继续出现大幅下滑。
现在非常清楚的是，发达经济体可能需要五年甚至十年来重振经济，平衡资产负债表，所以，新兴经济体经济迎头赶上已经是不可改变的趋势。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比如，中国，其需求相当庞大；像巴西一类的国家，其增速也非常迅速。
25年前，中国经济虽然也增长很快，但经济总量还不足以让人重视，但现在，情况完全不一样了，因为中国已经变成足以影响世界经济格局的大国，中国经济9%以上的增速，甚至压过了美国4%经济增速带来的影响。
当然，前路仍存在诸多阻碍，也对全球化的协作提出更多要求。比如，实施有效的全球性治理。在这方面，中国和印度的庞大人口基数，决定了它们将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不过，这种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和政治影响力的变化不能一蹴而就，全球化的再平衡进程会相当曲折。这种格局的改变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中国经济转型是必由之路
财新《中国改革》：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也面临转型的迫切需求。劳动力成本上升，人民币汇率持续升值，出口行业开始面临着严峻挑战。与此同时，产业转移的趋势也越发明显，中国的部分产业布局开始向内陆转移，甚至也有部分出口份额被亚洲其他国家所取代，这对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
斯宾塞：中国经济增长处于中等收入转型阶段，即通常人均收入处于5000美元左右的区间。因为转型过程十分复杂，且执行存在诸多障碍，尽管在“十二五”规划中已经对此有所描述，但要确切描述经济状况仍十分复杂。毫无疑问，整体的经济运行模式伴随着产业链升级和人均收入增长这两个显著特征。这意味着，长期来看，贸易项，特别是出口项目在整体经济贡献中的比重将会下降，部分沿海出口份额将不可避免转移到其他国家或者向内陆转移。现在，这种迹象已经开始出现。
随着经济结构发生变化，其竞争力优势的形式也必然发生转变，但是，这不意味着完全失去竞争力。对中国来说，产业向内陆转移也好，甚至向其他国家转移也好，都是中国实现产业升级必须经历的道路。在这里失去了竞争力，很可能会获得更高层次的竞争力。不能说当本国的生产成本或者收入水平锐增后，还希望劳动密集型企业不受影响。现在来看，部分产业从中国向海外转移，更多是向那些保持高增长但收入水平相对较低的国家转移，比如印度。而中国，则开始向更高端和具有高附加值的产业链转移。
这可以从耐克公司的经营轨迹得到验证。开始，耐克在日本加工鞋子，随后，日本国民收入水平开始增加，他们就转移到了韩国和中国台湾。当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收入水平再次提高时，他们又转移到中国、印尼和越南。当中国收入水平再次提高后，工厂又开始向印度之类的国家转移。这种过程永远不会停止。我们可以发现，在20世纪80年代，韩国有着和中国同样的遭遇，从低附加值的制造业向高附加值的半导体、电子设备加工和制造业转变，这是一种必然现象。对中国来说，未来五到十年，这种迹象也会越来越明显。
财新《中国改革》：一旦出口贡献开始降低，要保持经济的活力，中国政策也面临着转型的重任。在这个过程中，投资和消费将在国民经济中扮演何种角色？
斯宾塞：出口仍然是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结构将向高附加值转移。本土消费将会在经济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不仅仅因为其基数庞大，更是承接出口转型部分的重要组成，很多原本用于出口的商品，最终将在国内被消费。
另外，投资也仍然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推动力。但是，要确保，投资行为变得更具效率，不管是私人还是公共投资，高回报率是一个重要的衡量。这是中国未来转型的重要方向。中国不能再延续过去出口的旧模式，因为本土的收入水平正在快速增长，一旦人均收入增加到6000美元甚至7000美元，这种旧的增长模式就不再合适了。和出口一样，中国也不能一直依赖政府主导的投资增长模式。
更为合理的增长模式是，混合型的投资和消费共同拉动经济。在这个过程中，应该把自主权更多交还市场，无需对投资需要占据多少份额做预先设定，当投资回报率足够吸引人，市场资金会自发涌向那些回报率高的投资项目。
关键在于，居民收入水平要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提高后，相应的消费自然会提高，消费占GDP的比例也会随之上升。当然，政府也必须确保养老和医疗等公共服务体系的完善要跟上步伐。中国的文化背景决定了，居民在这些前提没有得到满足前，很难放心地去增加消费。
财新《中国改革》：要实现经济结构转型的长期任务，是否要以牺牲经济增速作为代价，中国经济增长是否会因此而受到较大拖累？在转型过程中，又需要注意什么？
斯宾塞：改革和经济转型不可避免会拖累经济增速，中国经济不会一直保持9%或者10%这样的速度。不过，“十二五”规划中所涉及的转型和结构性改革如被彻底执行，经济增速可能会受到些许影响，但是，经济应不会下降至5%到6%这样低的速度，这种增速付出的代价过于高昂。比较合适的增长区间是7%附近，这种速度既兼顾了结构性转型，也不会对整体经济运行带来太大影响。
对中国的地方政府而言，相对于增加GDP，地方政府在其他领域的兴趣并不是很大。毕竟相对于多重目标而言，单一目标更容易见到成效。
但是，“十二五”规划对经济增速的目标有所降低，这实际上已经给多重目标的实现提供了空间，并考虑到了诸如社会保障等民生支出，环境保护以及理顺价格机制所付出的成本。但是，要实现这个目标，还必须对地方政府的整体绩效考核机制实施改革，使多重目标更加具有刺激性，使地方政府官员更有动力去追求多重目标的实现。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诸如民众的监督权利也会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比如，网络和媒体的力量，将起到更加重要的制衡作用。
对中国来说，鼓励创新至关重要，而政府要起到主导作用。在中国，部分具有国际品牌形象的公司开始出现，比如联想，这种公司应该越来越多，要获得更强的竞争力，它们会增强自身的研发实力，由此带来的“溢出效应”会令中国在技术革新和创新领域的人力资本越来越丰富。
另外，对金融市场的改革也应该得到重视。现在，很多中小型企业获得贷款相当困难。银行贷款体系因此需要改革。或者转变大型银行的贷款模式，或者允许更多的金融机构介入贷款和融资领域。这非常重要。随着中国增长模式的转变，大家会担心，原本由出口行业提供的就业机会将会逐渐减少，这些劳动力将去向何方？实际上，在很多领域，仍然存在潜在的就业机会，比如，城市的服务业。如果这部分企业能获得资本来启动和扩张自己的规模，将会提供非常多的就业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