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你们必须拿出创意来。”美国总统奥巴马11月4日在戛纳峰会上劝告德国总理默克尔。在目前欧元区危机形势下，这是一个正确的口号。欧盟需要激进地改变它的方式，否则它不会幸存下来。
除了关于希腊和意大利的新闻头条，核心问题是欧洲层面的决策危机。2010年初以来，危机一直没有被认真地遏制。这是一个惊人的政策失败，欧洲之外几乎都这么认为。批评个人是不公平的，欧洲的领导人可能不是英雄，但是从历史角度或者国际角度，他们中大多数都是胜任、敬业和诚实的。问题不在于他们，而是制度。
明显的错配是欧洲困境的核心，在欧洲层面的关键决策人要对国内全体选民负责，大多数领导人没有被要求为欧洲共同利益努力。除了在特定领域有自主权，例如贸易和竞争政策，欧洲委员会几乎没有什么权力。欧洲中央银行（ECB）是一个真正的联邦机构，但是其行动范围有限，这样做是正确的。货币联盟使得财政政策和银行政策非常重要，但是在这两个领域，却没有欧洲执行分支机构。
认识到这种错配导致一些局部修补，例如“法德夫妇”，或者最近的“法兰克福集团”（欧洲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和负责经济和货币事务专员瑞恩，欧洲央行行长马里奥，欧元集团主席容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理萨科齐，以及欧洲理事会主席范龙佩），但是这些修正没有效果。10月27日峰会上各国通过的“全面解决方案”的大多数条款都行不通。
领导人们必须打破这种模式，给予个人或团体权力，使其对欧洲居民负起充分责任，并代表欧洲居民做决策。一些行动需要修改条约，一些仅仅需要心态上的改变。后者包括为国家存款保险计划提供超主权担保这种重要的举动，从而防止问题国家出现零售银行挤兑灾难的风险。
一个单一的欧洲机构，应提供所有欧洲大银行资本头寸的一致性评估，并作为可信的重组计划的基础。应该避免成员国利用国内金融机构成为解决自己信贷问题的拐杖，这对存款人和贷款人都很危险。
此外，修改条约需要提供适当的问责制，并开始作为欧洲议会不同的组成部分，确保所有欧洲居民都被平等地代表了，无论他们的国家是什么。近期一个好消息是，默克尔11月9日明确赞同把重大修改条约作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如果欧元幸存下来，一个银行和财政政策联邦程度更高的框架是必须的，也就是前任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6月提到的欧洲财政部。但是联邦制有多种形式和规模。很明显，美国是一个参考，但是其他的国家可能更加相关。例如印度，它显示一个大洲规模的联邦体可以是语言和信仰不同的，政治上分成无数的当地个体，但是仍然是民主的和有弹性的。与仅以德国和法国二者命名相比，一些欧洲国家对于这种联邦原则会感到更加容易接受。另一个重要的困难是，欧盟包括一些保留自己货币的国家，在这种制度框架下为欧元区提供决策很难。
这种欧洲一体化的性质转变，既不能想象，也不能靠寻求连任的成员国领导人实现，或者由筋疲力尽的公务员履行。答案的一部分是举办一场公开的辩论。由于德国的狭隘主义，它已经在这方面比其他欧元区国家走得更远。但是，最终需要一个机制提出制度改变。传统的国家间会议不适合这项任务，因为外交官受制于旧的解决方案和僵化的国家立场。
尽管2002年-2003年法国前总统德斯坦主持会议，定下的公约未能避免传统的外交游戏，也没有提出令人信服的方案，但是一个更多样化的由各国代表组成的团队可能会做的更好。考虑到问题紧迫，应该成立一个较小的团体，按照2008年-2009年法国前央行行长德拉罗西埃（Jacques de Larosière）主持的模式，它开创了在这轮危机中最有希望的制度创新，成立欧洲监管当局（European Supervisory Authorities）。
一个更加联邦的欧洲不是简单的命题，但也不是不可能的，现在急切需要如何塑造它的新点子。
作者尼古拉斯•维纶（Nicolas Veron）是位于布鲁塞尔的国际智库布勒哲尔（Bruegel)的高级研究员，同时也是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访问学者
